在这个充满历史的时代，上海广播电视台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海量资料的搜集工作，发现了一批珍贵的我党建党资料。这些资料中包括了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以及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影像，还有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在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影像。这些影像资料以前在国内从未见过，最终在俄罗斯被找到，经复制后带回国内。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向我们展示了我党在上海诞生的历史必然性，我党的成立给中国带来了巨变的历史必然性。在北京中山公园南门，矗立着一座四柱三间蓝琉璃瓦顶的青石牌坊，名为“保卫和平坊”。这个名字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2年。
但这座石牌坊有着更为复杂的前史，经历了两场战争，贯穿了三个时代，成为大时代变迁的最佳注脚。这座石牌坊最早的名字叫做“克林德碑”。克林德是德国驻华公使，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被击毙。迫于列强压力建起的克林德碑，立在北京繁华街道东单北大街上，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也是压在国人心头的耻辱象征。同在1900年，痛感国运不振的梁启超发表了一篇热情磅礴的《少年中国说》。在清王朝喘息图变的19世纪末，甲午海战的惨败，让中国人开始将目光转向崛起中的近邻日本，一批有志中国青年前往日本寻求国家未来的道路。
日本一度成了中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李大钊留日期间，正是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的时候。1914年，李大钊组织神州学会，开始反袁活动。随着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消息的公开，日本留学生的反袁活动从秘密转为公开，性格敦厚但文笔犀利的李大钊被推选为留日学生总会的文牍干事，不断写文章声讨袁世凯。在日本的这段经历，奠定了他日后投身革命的基础。1919年夏天，“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四天，蔡元培为保护学生、保全学校，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一职。
而已经被罢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6月11日，身着“白帽西服”、在北京宣武门外的新世界游艺场屋顶花园，因散发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入狱。陈独秀被捕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上海报纸反应最为激烈。《民国日报》全文发表陈独秀的《北京市民宣言》，《申报》则将陈独秀被捕形容为文字狱。上海其他如《时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等各大报纸都纷纷发表消息、评论。1920年5月1日，上海的工人们高呼着“劳工神圣”的口号，走出嘈杂的车间和低矮的工棚，涌向西门体育场，举行“世界劳动纪念大会”。北京、武汉、广州等地的工人也纷纷走上街头。
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有组织地参与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新青年》杂志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特刊，红色封面上是法国雕塑家罗丹的作品“劳工神圣”纪念碑。“劳工神圣”的口号回响于1920年的上海，这座开放、多元、包容并济的城市。同年，江南造船厂制造的第一艘万吨巨轮“官府号”下水；欧洲古典主义风格的上海造币厂大楼破土动工。上海，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开展工人运动的最佳实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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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3 20:08:54
发表于 2020-2-22 03:48: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