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用摄像机DV的普及对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影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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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人新世纪后,许多DV爱好者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形成了一股纪录片创作热潮:舒曼的《寻找尘封的记忆》反映了日军侵华的暴行,以民间的视角表达了日中人民实现真正和解与永久和平的强烈愿望,体现了正义和勇气、反省和宽恕的人性之美;贾樟柯的《公共场所》、宁瀛的《希望之旅》都以追求生活的原生态为目标,表达着对于纪录片的个人理解,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冯雷的《雪落伊犁》以诗意电影的纯净风格,完成了对一个少数民族家庭生活的片断式纪录;

蒋志的《食指》在纪实影像中夹杂着主观阐述式的荒诞,对诗人食指不凡的心灵世界做了深入剖析和表现;王兵的《铁西区》纪录了东北工业区的工厂由盛而衰的过程以及工人们在居住区的生活细节;胡庶的《我不要你管》纪录了三陪女的生活;孙志强的《自由的边缘》表现了京城前卫音乐人的生活;英未来的《盒子》则表现了一对同性恋女孩的生活;仲华的《今年冬天》表现了几名军人退伍前后的心理变化;段锦川的《拎起大舌头》反映了农村基层选举的状况;蒋械的《幸福生活》表现了两个铁道工作人员的生活;

而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杨天乙的《家庭录像带》、唐丹鸿的《夜蕾不是惟一的歌喉》等则对家庭生活和个人领域的题材进行了开拓\u2026所有这些作品以多层次、多元化的创作视野,大大丰富了新纪录运动的表现空间与表现手段,对电视纪录片的多渠道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

90年代以来的新纪录运动和DV艺术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它采取了一种个人化的视角来表达创作者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像吴文光所说,所谓个人化就应该像作家用笔写作一样,要表达自己的心灵。层和边缘群体的生存与生活状况,新世纪以后则侧重于普通生活的刻画,但却始终用影像纪录下一幅幅日常化的生活图景,有意无意地规避了“历史”、“民族”、“责任”等宏大话语,努力保持一种生活化的、个人化的坦率表达。它与拍摄对象保持平视的态度,以平民化的视点和鲜明的个人风格宣告了影像文化时代的到来影像的生活化、民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