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用摄像机DV的普及对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影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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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之交,随着DV时代的来临,新纪录运动呈现出蓬勃兴盛的局面,创作主体已不仅限于流浪艺术家,一些DV爱好者也加入了创作队伍之中,纪录片的创作已进人社会化、多元化时期。创作队伍的多元化带来了制作方式、作品质量、传播渠道、社会影响的多元化、多层次性,纪录片属于少数人的艺术创造的概念被消解了,纪录片的创作也不再具有神秘性,它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1999年,杨天乙用数码摄像机拍摄的《老头》以朴实细腻的风格表达了对老年群体的关注,洗练的画面传递给观众一种难以言表的沉重。朱传明的《北京弹匠》则纪录了一位来自湖南农村的弹棉花匠在北京的打工生活,具有真切而饱满的生活质感。这两部作品双双获得1999年日本山形电影节“亚洲新浪潮”优秀奖,而他们对于便携式摄像机的使用和个人化的操作引领了我国DV纪录片创作的潮流,此后越来越多的DV爱好者开始了个人化的纪录片创作。

这一年,吴文光也完成了他的DV新作《江湖》,纪录了一个四处漂泊的歌舞大棚的生活。而张雨玲的《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反映了一群留日学生在异国他乡的艰难经历,在北京电视台播出后,引起巨大反响。睢安奇的《北京的风很大》以一种近乎偏执的方式表达,着对于生活的纪录,片中的人物都遇到拍摄者同样的提问:北京的风大吗?这种突然和怪异的问题,人们的回答和表现各种各样,并由此构成了鲜明的探索风格。

澳洲RIFF独立影展主席Richard Sowada说:幽默,具有破坏性而且感人。导演将简单的风格发挥到了极致 这种令人眼花缭乱而又冷静的处理手法无疑会成为电影节的重头戏,并且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关注 如果你是一个新的电影人就一定要看这部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