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在影视文化构建中的作用

在电影艺术的百年历程当中，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已经成为两个约定俗成的美学概念，“商业电影”意味着注重娱乐效果、商业收益，注重观众的反响，其最终目的是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艺术电影”则强调艺术价值、审美内涵，注重导演的个性表达，其最终目的是要获得行业的认可，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所以，商业电影主要是迎合大众的审美情趣，追求影片带来的视听感官刺激；艺术电影则试图努力去探索一个深刻的哲理，挖掘人性的内涵。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这两种美学观念的不同形成了影视艺术中不同的风景线，如今分别以美国奥斯卡电影金像奖和法国夏纳国际电影节为其风向标，每年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商业电影导演和艺术电影导演如朝圣般前往。他们的独立存在促进了影视艺术的持续发展，由于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在内容、形式、创作上的不同，极大地丰富了影视艺术的文化范畴。

首先，从内容上来讲，商业片的主要作用是娱乐和休闲，所以商业片导演始终以观众为中心，主要以商业考虑为主，以追求最大票房价值为目的，因而在影片中充满了吸引观众眼球的情节；艺术片导演创作则不以商业上的成功为出发点，而是希望实现自己对电影的思考和探索，所以一般注重对人生感悟的挖掘和哲理精神的诉求。遭遇着观众不看、院线不排的尴尬境地，诸如《黄金时代》、《心迷宫》、《闯入者》、《山河故人》、《聂隐娘》等影片虽然赢得口碑，也不乏明星扎堆和话题效应，却依然票房惨淡。如此种种，也促使艺术电影导演在影片创作中不断调整和改变影片的叙事策略，他们也与时俱进，注重色彩、造型，游戏式的拼贴、戏谑和调侃，分段叙事和解构，将艺术电影的个性化推向了一个制高点，成为荧屏经典。如刁亦男的《白日焰火》、李玉的《观音山》、娄烨的《苏州河》等。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也有导演直接从拍摄艺术片转而改拍商业片，如张艺谋、陈凯歌，他们先后拍摄了诸如《红高梁》、《霸王别姬》这样的经典艺术之作，后来又拍摄了《英雄》、《无极》这些商业片，开启了中国的商业大片时代。就他们而言，似乎并没有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今天仍在拍摄商业片和艺术片中游移。

此外，电影艺术发展至今，有一大批导演并不是将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这两种美学完全地对立起来，如李安的（《饮食男女》、《色戒》、《卧虎藏龙》）、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让子弹飞》）、冯小宁的（《黄河绝恋》、《超强台风》）、陈可辛的（《甜蜜蜜》、《亲爱的》）、关锦鹏的（《胭脂扣》、《蓝字》)、朱塞佩·托纳多雷的（《天堂电影院》、《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百万美元宝贝》、《美国狙击手》、《不可饶恕》）、罗伯特·奥特曼的（《大玩家》、《高斯福德庄园》）、达伦·阿罗诺夫斯基的（《摔跤王》、《黑天鹅》）、马丁斯科西斯的（《谁在敲我的门》、《纽约黑帮》）、裴昶浩的（《深蓝色的夜晚》、《黑水仙》)、滤田洋二郎的（《入验师》、《阴阳师》）等。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好莱坞经典的叙事策略，连续性的剪辑和自然流畅的镜头语言增强了影片的可看性，另一方面，他们又致力于打破传统影像与观众的关系，关注人物命运、展现个人风格，让观众不只是简单被动地接受影片传达的意义，而能够参与其中成为意义的创造者。使得观众获得的不仅是浅层的娱乐，而是上升到精神的愉悦。

也许在高度物质化的当今社会，即使一部商业片也或多或少借鉴艺术片的视角和表现手法，一部艺术片也或多或少地考虑到自身的商业化策略。这无疑消解了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严格界限，构成当代电影新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