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本命年》鉴赏：影片中的人性表达

拍摄于1989年的《本命年》是一部冷峻、幽暗边缘的作品,也是谢飞全部作品中思想内涵最为复杂深刻的一部影片。有些评论人士认为它偏离了当时主流意识的轨道而走向了边缘,但不能否认的是,谢飞的创作目的和愿望是善良的、正统的。应该说,《本命年》是表现国家悲剧的一个寓言式作品,影片虽然讲述了一个精神世界有巨大缺陷的青年的悲剧人生,但谢飞想借此提出在一场巨大灾难后国家重新崛起首先就是要建立起本民族的精神家园。

《本命年》改编自刘恒的小说《黑的雪》,小说以黑色现实主义的味道讲述了一个失去了理想信仰的青年的毁灭。在李慧泉苦闷孤独的短暂人生中,他爱过也恨过,他无法克服自己身上的人性弱点,他热爱生活却又被现实生活无情遗弃。在影片中,导演试图反证理想对人的重要性。影片虽讲了一个精神世界有着巨大缺陷的青年的命运,但谢飞借此提出一个命题:国家重新崛起要首先建立本民族的精神家园。在这一意义上,谢飞的《本命年》既保持了他所有作品中的社会批判的现实意义,同时更深入拓展着他观察社会、观察人类命运的视野和他所追求的长河式的哲学命题。

谢飞影片中的人是社会中的人,他认为人在生存中许多矛盾是与生俱来、与死俱往的。但谢飞比较重视其中的一种,即道德与人性间的矛盾。道德与人性存在着两极的本质,道德的两极本质表现为进步的和反动的而人性也有两种极端的形态美好与丑陋。谢飞认识到人性中自然美好的一面与道德中反动非人的一面构成的冲突与不幸构成了社会的悲剧,所以他的影片总含有社会悲剧的意味,从而他影片中的人物也总带有悲壮、压抑、焦虑、遗憾和伤感的情绪。这些在李慧泉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的一生是孤独的。他想好好生活下去,但人性中的恶的一面又不时地冲击着他的理想道德,这表现在他对赵雅秋的纯洁恋情和对方叉子的纵容包庇中,更表现在他既想在街坊上重新做人而又不断卷入与“倒爷”的罪恶关系之中。李慧泉在道德与人性的冲突的两极间难以抉择,最终走向了毁灭。

影片《本命年》从社会道德与人性两方面向李慧泉的命运汇拢,形成了对于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尴尬处境的深层次思考。谢飞曾借用刘恒的观点来表达他对李慧泉的理解:人的命运其实是受两方面力量的限制,一是环境因素,其中有许多是个人所决定不了的,这是人生的悲剧;二是性格因素,因为现实中的人们往往不能把握自己,李慧泉的悲剧就更显得普遍和深刻。谢飞在《本命年》中是试图重点探讨第二种因素。影片中导演是以李慧泉的精神需求为出发点描述了这个现实社会,各种人的人生都在这个社会中展开着。而李慧泉由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无法再与社会沟通,他自身的局限性更使他无法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反思,又无法选择生活方式,最终他的消失也有着某种必然性。

李慧泉是个有道德观和良知的人。谢飞将这一点与李慧泉从狱中出来后的生活结合起来,表现了他想好好活下去的善良愿望。这个愿望是李慧泉自身的人性和道德观念的混合物。谢飞将李慧泉逐渐丧失这个愿望的过程展现给观众,说明“他为什么想做个好人而最终没有做成呢,就是因为环境和自身的局限使他的精神文化水准低下,找不到能够凝聚自身力量去奋斗的精神信仰”。导演提出物质的匮乏会导致贫穷和饥饿,使人无法生存下去,精神上的匮乏同样也会使人无法生存下去。这也是《本命年》为我们揭示的主题。李慧泉身上还折射出深重的恋母情结,表现为对母亲的思恋,对青梅竹马的罗小芬的情感,离开世界时潜意识中还留存着女性的声音形象。逃犯叉子最后的心愿也是想要看看娘,虽然他的母亲已不认他这个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