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国际传播中“他者叙事”的跨学科思考

“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因为视角独特而普遍受到学界的关注,但当下研究成果多停留于经验总结,对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内涵外延、实现路径及所涵盖的知识体系等核心问题缺乏系统的研究,这直接影响了战略层面的“讲好中国故事”的中国话语建设。

一、内涵层面:从他者视角到建构视角

从内涵层面对“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加以阐释,是对其基本边界的厘定。“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涉及三组关键词,分别为“外国人与中国故事”“外国人在中国”“外国人讲述的中国故事”。第一个关键词强调的是讲述者的身份与中国故事的联系,后两个关键词涉及讲述的时间、空间及讲述的内容。

首先看“外国人与中国故事”,这是对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外国人这一特定身份的强调。如何对不同身份的外国人进行区分,霍尔的高低语境理论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霍尔认为:人类交际(包括语言交际)都受到语境影响。在高语境中,绝大部分信息或存在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于交际者个人,很少出现在编码清晰的信息里;在低语境中,情况正好相反,大量的信息需要依靠编码清晰的信息来传递。1以此为基础,国外学者将英美、瑞士、德国等国家划分为低语境文化,将中国、朝鲜、日本划分为高语境文化。语境对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一种天然的限定性,即他的讲述必须是在语境中的讲述,总是按照自身语境的理解能力、价值观对另一语境中的文化内容进行筛选、选择、改造,由此形成其不同于中国人自我讲述的他者视角。从语境出发,可将讲述中国故事的外国人分成三种身份:西方人、东方人、海外华人。在讲述过程中,不同的文化身份直接影响了其所讲述的中国故事内容。如在英国学者迈克尔·伍德的眼里,中国故事就是对改革开中国为什么能够爆发出巨大的经济活力的叩问。正是基于这一疑问,他将观察的视角投向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文化,分别从中国人的家国观念、丝绸之路的中西交流、中国的科技发明中寻求答案(《中国故事》),同时将触角深入到当代中国社会的内部,去发现改革开放给普通中国人带来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在日本电视节目主持人关口知宏的眼里,中国故事是悠久的历史文化,勤劳朴实、热情友好的中国人,有着宽广胸怀的中国大地(《关口知宏中国铁道大纪行》)。而在拥有华裔血统的美国电视主持人丹尼斯·凯勒那里,中国故事是一次重返故乡的寻根之旅,从福建土楼到曲阜孔庙到广东客家饭,这位出身于西方的少女找到了文化的根,同时通过不断的反思,重建身份认同(《中国文化之旅》)。

其次看“外国人在中国”与“外国人讲述的中国故事”,这是从讲述者所处的时空及讲述内容对“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具体化。前者强调了讲述者身体的在场,为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一个多维的思考空间,因为外国人可能是一位学者,通过在中国的教学、学术交流、写作等活动讲述中国故事,也可能只是一位旅游者,只讲述其对中国的观感,这是狭义的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而从广义上讲,其“在中国”本身就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因而“外国人在中国”这一事实同样也是在讲述中国故事。后者“外国人讲述的中国故事”是一个大概念,既包括外国人来中国前对中国的印象,也包括外国人来中国后的所参加的活动及回到所在国对中国的新的理解。在与中国接触之前,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总带有先入之见,但当真正和中国接触后,其对中国的印象总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而其在中国所参加的一切活动均会在心理和行为上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如何通过项目设计,提升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积极作用,就成为必要。由此,“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这一学术命题又包含了“自然状态下的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和“建构视角下的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两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自然状态下的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是一种他者视角下的中国故事讲述。观察中西交流史,会看到这种讲述是与西方和中国的利益关系纠缠在一起的。从古罗马关于“金羊毛”“北方之外”的传说,到中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东游录》《曼德维尔游记》《大中华帝国志》中关于“富庶中国”的记录,直至近代以来“黄祸”“红祸”以及电影中的“傅满洲”等消极华人形象的出现,“中国故事”的价值总是在正面和负面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这种摇摆本身也说明了外国人所讲述的中国故事其总是基于其本身的利益需求,用中国来确立自身的存在价值,至于故事本身的真实性如何并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第二,建构视角下的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是一种从我者出发,将他者纳入与自我关系之中的故事讲述。正是因为他者与我者有着不一样的讲述故事视角,中国政府自身非常重视外国人对中国故事的讲述。从20世纪30年代延安根据地邀请斯诺等西方记者进入解放区采访,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邀请伊文思、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纪录片,直到改革开放后,大量的西方专家、学者及留学生、外国导演来华进行各个层面的交流,都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为提升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质量而进行的积极努力。从中国对外传播国家形象的战略层面来看,这些努力并非完全成功,但实践本身所包含的值得总结的内容,应该成为当下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状态下的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与建构视角下的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共同构成了“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整体内涵。在历史的长河中,两者都提供了丰富的叙事经验与案例支撑。这些叙事经验与案例支撑不仅为当下“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一种历史的维度,更为“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他者”与“我者”相互观照的视角,从而突显了课题本身的可对话性。

通过对“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基本内涵的剖析可以发现,“外国人”这一特殊身份在中国故事中的价值,从中找到建构“他”“我”可对话的中国故事国际话语的基本线索。

二、实现路径:从“谁来讲”到“对谁讲”

从操作层面审视“外国人讲述故事”的实现路径,是对其运作机制的探寻。概念层面对“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这一命题进行了审视,但要真正认识其价值还必须深入到实践领域,回答“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怎样实现”这一问题。徐占枕在《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困境与破解之策》一文中从传播学的角度对“中国故事”所构建的传播模型对本领域研究给予启示。徐文认为,良好的传播效果其实是“讲述者”和“听述者”共同完成的。这其中包含两个系统,一个是“讲述者”或称施为系统,另一个是听讲者或称接受系统。讲述者信息发出后,接受者系统需要“获取或接受—过滤—整合—重构—认同或接纳五个环节才能实现地完整传播过程”。2从这一模型出发,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实现路径可以提炼为谁来讲、讲什么、怎样讲、对谁讲四个核心问题。

(一)谁来讲:中国故事的他者主体

谁来讲强调的是讲述主体。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讲述主体主要包括外国专家、外国导演、外国留学生三大群体。

1．外国专家即在华生活与工作的外国专家，他们把平时在中国的所观、所想、所感创成作品，用自己的语言描述自己眼中的中国，讲述自己在中国的故事，陈说中国文化，与他们分享，与他们的朋友分享，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样式。因为，其创作语言是外文，带外文包裹下的内容却不是他国的而是中国的，蕴含的文化信息也不是他国的而是中国的。这种通过“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国外读者会更感兴趣、更容易接受，因此也更能促进世界了解中国，它自然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一个较好的选择。

2．外国导演即外国来华拍摄纪录片的导演。自电影诞生以来，怀着对中国这一东方文明古国的好奇心，陆续有很多西方导演来中国拍摄纪录片，这些导演用镜头记录下这个国家的破败、战争、新生与崛起。由于在身份归属上这些导演首先是一个西方人，其次才是一个纪录片导演，所以观众在这些影像中所看到的是西方视角对中国的诠释，而非对中国的客观再现。但这些影像也为我们提供了西方人观看中国的心理与角度，从而为中国纪录片如何向国际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3．外国留学生为来华学习交流的外国学生。相较于专家和导演，留学生属于尚未踏上社会舞台的群体，但由于其属于受教育者，因此在思想性格上也就具备更强的可塑性。同时，由于留学生属于所在国未来具有影响力的群体，留学生讲述中国故事的潜力也就更加明显。2010年9月教育部颁布了《留学中国计划》，提出来华留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培养一大批知华、友华的高素质来华留学生”，将知华、友华的来华留学生作为国际舞台上传播中国声音的一只重要力量。

(二)讲什么: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故事

讲什么是讲述内容,中国故事从“自我讲述”到“他者讲述”所包含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基于自我讲述的故事,体现的是民族中心主义的价值趋向。这种世界观的实质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以培养文化内成员的群体向心力为最高目的,看不到也不承认他者的存在。中国历代王朝中的“天朝上国”,以及近代被列强侵略后的“自卑主义”都是这种世界观的具体表现。由于缺乏了他者的观照,这种自我讲述的中国故事人为地隔断了中国和世界的联系,在与外界的交往中,明显不被外界认同。

与自我讲述的中国故事不同,他者讲述是从他者的角度观看自我,由于增加的他者的观照,自我就不再是与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自说自话,而是带有他者评价与他者交往中的自我。外国人讲述的中国故事就是一种基于他者讲述的中国故事。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让中国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心。面对中国奇迹,一些西方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震惊之余,会带有固有的偏见贬低中国,“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成为西方主流媒体中反复出现的论调。在这一背景下,用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关系无疑成为最佳选择。如纪录片《中国面临的挑战》就起用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做主持人,对世界关心的中国问题展开解读,节目聚焦中国的经济、民主、创新、政治和价值观五大热点问题,以“中国的经济将走向何方?”“中国人,你幸福吗?”“会制造的中国人,你会创造吗?”“中国人,你参与了吗?”“中国人,你信什么?”等西方社会对中国关注的热点问题为线索,真实地记录中国社会在迅猛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困难、问题和挑战,同时也反映出中国政府在和社会各界自信、沉着,为应对各种挑战所做出的积极尝试和努力。3

(三)怎样讲:身体在场中的故事讲述

怎样讲是指讲述方式,外国人讲述的中国故事是一种身体在场式的讲述,身体在场是指“身体本身在事情发生、进行的场所”。“身体在场意味着身体能够对其他的在场身体发生作用,并能够对其他在场的身体刺激做出应对,甚至能够控制、操纵其他的在场身体”。4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三大讲述主体分别为外国专家、外国导演、外国留学生。外国专家将中国故事化为一个个生动的教学案例,通过课堂教学与学生展开互动,所传达的中国故事不仅仅是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同时还是其在中国这一特定环境中的交往行为;外国导演深入到中国社会底层,在长期观察中与中国社会产生互动,进而提炼出感兴趣的题材内容,并通过拍摄与制作与主人公共同分享镜头前的内容,这种拍摄本身也是一种身体在场式的故事讲述;外国留学生不仅通过课堂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知识,还通过旅游、交友、聚会等课外活动感知中国文化,并通过微博、图片、视频形成一个个有关自己在中国的学习、生活的故事,这些故事本身就来自于一种在场式的生活经历。

回顾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历史,可以发现,西方人讲述中国故事的历史经历了一个从远距离想象到近距离观察,直至第一现场见证的发展过程。身体在场式的故事讲述就是这种第一现场见证中国的具体化,正是通过这种在场式的讲述,让中国故事在西方观众中心目中不再是一种陌生的异域奇观,而是由同一文化成员所参与的生活情景。在场式讲述所创造的互动体验,为观众带来一种投入其中的冲动,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生动性和感染力。

(四)对谁讲:跨文化对话下的传播效果

对谁讲是指故事的传播对象,对于外国人讲述的中国故事而言,其传播对象无疑是外国人。这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保证故事所传递的价值观是积极正面的,即对故事的效果评估问题。在此前提下,建构具有对话性的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范式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要建立这种范式,就必须首先对外国人对中国的评价、感兴趣的内容、去中国的目的,以及中国的发展与自身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调研。通过对存在于讲述者的朋友圈之内的成员的调研,形成不同形式下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受者反馈,这是从受者出发,基于对话目的的传播效果测量方法,通过这种测量方法让以往中国故事传播图示中被忽略的外国受众一方的身份得以凸显,增强讲述的针对性。

通过审视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实现路径,可以使“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这一命题回归故事本身的讲述过程,进而改变当下中国故事研究领域中他者缺失的状态,为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提供具体方案。

三、理论建构:从“解释”到“对话”

理论建构是将“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这一实践命题上升至学科层面的范式研究,是对这一实践命题的深层透视。不同于概念层面的内涵释义,实践层面的过程研究、理论的建构需要借助相邻学科的知识,对实践命题加以提炼、概括,最终在学科层形成具有跨文化价值理论范式。从学科层面对“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这一命题进行审视,会发现如下理论与这一命题相关。

(一)“他者”理论

“他者”是一个相对于“自我”而生的哲学概念,从柏拉图的“同者”与“他者”到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弗洛伊德的“性”、萨特、胡塞尔、拉康等人的“他者的凝视”,不同流派的西方哲学家为他者理论勾勒出一个多维的立体空间。而在跨文化领域,最值得推崇的就是斯图亚特·霍尔的“他者”表征理论。霍尔认为:“在文化的意义过程的核心,存在着两个相关的‘表征系统’。通过在各种事物(人、物、抽象观念等等)与我们的概念系统、概念图与一系列符号之间建构一系列相似性,这些符号给安排和组织到代表或表征那些概念的各种语言中。各种‘事物’、概念和符号间的关系是语言中意义产生的实质之所在,而将这三个要素连接起来的过程就是我们称为‘表征’的东西”。霍尔认为表征首先给我们呈现出“他者”的意义,而意义因表征不同,他者的意义也就不同,他者的意义深刻地印上了表征差异的文化内涵。“在表征中,一种差异似乎吸引着其他差异———合起来就构成一个他者的‘景观’”。5

霍尔的表征理论为研究“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这一行为提供了逻辑前提。外国人讲述的中国故事就是一种基于他者视角的故事讲述,在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实际存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表征系统———外国人和中国人。一位西方人看中国,总是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对人的保障出发将西方与中国进行横向比较,此为他者视角;而中国人看待自身,则总是将历史和当下进行纵向比较,此为自我视角。由于表征系统不同,其中国故事的意义不同,他者视角更多负面的评价,而自我视角则完全正面,以至于令他者视角下的国外观众不能相信其真实性。因此,如何建立基于自我立场的中国故事国际表征系统就成为当下中国故事国际传播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他者理论则可以为“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这一命题提供解释框架。

(二)日常生活叙事

日常生活叙事是一种对个体生活经验进行想象性表达的叙事形态。董文桃认为,日常生活叙事是一种小叙事,其包含两重含义,一重是题材意义上的,即通过日常生活故事的讲述来展示现实人生的内容和生活发展的趋势;另一重是本质意义上的,是作为审美对象的日常生活叙事,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意义和价值。6张小琴、梁君健认为,对于纪录片而言,影像世界的日常生活叙事是一种被建构的文本。7王俊认为,“生活世界”所蕴含的世界开放性内涵为全球跨文化对话奠定了理论,并提供了实践指引。8以上观点均强调了日常生活叙事的重要意义,将日常生活叙事理论用于“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理论研究,至少会发现如下层面的内容:

1. 微观视角。

在精英学术话语中,日常叙事往往被置于微不足道的地位,相对于宏大叙事,日常生活叙事是“小叙事”。然而正是这种看似零碎的小叙事却提供了宏大叙事所没有的内容:它将叙事聚焦于生活中存在的大量感性内容,以叙事参与者的个体生命为关注对象,让叙事以更为鲜活的方式呈现。外国人所讲述的中国故事,无论是发布在网站上的留学生微博,还是撰写成书稿的专家文章,均带有写作者个人的体温。

2. 深描的魅力。

日常生活叙事的价值在于其深描的魅力。在《文化的解释》中,格尔茨引用伊尔·莱茨关于“眨眼睛”和“挤眼睛”的区别来解释深描的意义,他认为,所谓深描就是要区别“眨眼睛”和“挤眼睛”的不同,区别“真眨眼睛”和“真挤眼睛”的细微差别。9在叙事学中,如果说重大事件的叙事是一种追求外在因果关系的叙事形态,那么,日常生活叙事就是一种追求内在因果关系的叙事形态。不同于重大事件叙事的逻辑连贯性,日常生活叙事往往以松散的形式存在,因此,日常生活叙事也就往往成为素材的代名词。然而,深入研究会发现,以叙事形态存在的日常生活又与客观存在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同。这是因为日常生活叙事依然具有超越日常生活的逻辑性,这种逻辑性来源于人类学的深描技法。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就是一种文化的持有者对另外一种文化进行深描的过程。外国人带着一种好奇之心,走入中国文化,对其感兴趣的细节加以记录、评点,当其以作品的形态呈现时,其影像/文本中的中国文化就不是单一、纯粹文化内成员的生活再现,而是呈现为两种文化叠加以后的形态,这种带有个人观点的作品正是其深描式民族志成果。

3. 意识形态权力话语。

日常生活叙事以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大量细节为研究对象,力图在局部发现整体,在偶然寻找必然,进而寻找到隐藏于事物内部的本质规律。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考察日常生活叙事,可以看到其内部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权力话语,汤普森认为:“人们的话语都是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必然会对重构社会生活发生作用,产生一定的叙事效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前辈也会对我们讲一些叙事故事,这些叙事故事不是娱乐消遣的,而且是重构社会的,特别是要重构社会的权力关系”。10这种权力关系可以通过语法分析和效果分析揭示出来。在“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中就隐含着一种东西方之间的权力话语,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无论身处何地,采取什么媒介形式,其身份决定了其作为讲述者,首先是一位外国人的立场。因此,在故事中的权力话语自然隐含其中,分析这种权力话语,找出权力话语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修辞,可以使我们揭示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深层结构,进而实现对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价值观层面的引导。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是由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专家提出,并辛勤耕耘而建立的理论大厦。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到西方现代哲学家戴维·伯姆、马丁·布伯、传播学家Kincaid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相继在这一领域贡献智慧,其中对“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这一命题最为契合的当属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内在对话理论。巴赫金认为,作为阐释对象的话语内在对话性表现为三层对话,第一层内在对话为说话者(作者)与同一话题已有的他人话语和他人意见展开对话;第二层内在对话为说话者(作者)与话语预期的受话人(addressee,又称为听者或第二作者)及统觉背景(apperception background)展开对话;第三重内在对话为说话者(作者)与长远时间内的超受话人(super addressee,又称第三者和理解者)展开对话。巴赫金认为:“理解者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对话中的第三者,而这个第三者的立场是一种完全特殊的立场,……表述作者在不同程度上自觉地预知存在最高的‘超受话人’(第三者)。这第三者绝对公正的应答性理解,预料应在玄想莫测的远方,或者在遥远的历史时间中。”建构视角下的“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所追求的就是一种绝对公正性的应答性理解,这种理解不存在于我者讲述的中国故事,也不存在于他者讲述的中国故事,而必须是同时融合和“我者视角”与“他者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超越二者的“文本召唤结构”。

近年来出现的中外合拍纪录片就具备这种召唤结构,如纪录片《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就基于对话目的,将“中国道路”这一宏大问题变为不同领域、不同职业的人物故事,并在叙事过程中加入专家访谈,形成具有多重对话特征的叙事链条。更为重要的是,这部纪录片同时容纳了两种视角:基于国务院新闻办五洲传播中心的“我者”视角与基于美国探索频道的“他者”视角,纪录片《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的文本构建过程就是两种视角下的价值观博弈过程。在这种博弈过程中,“我者”视角下的中国政府诉求与他者视角下国外受众诉求同时发挥作用,由此形成一个既不同于国产纪录片又不同于西方的“第三者”立场,这种处在中西方之间的第三方立场,既是跨文化传播中的“主体间性”,也是对话理论中的“超叙事人”,通过这种第三方立场,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跃然于屏幕。

从他者理论到对话理论,不同学科理论为“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这一命题所带来的是从“阐释”到“对话”的变化。从阐释“中国故事”讲述行为与讲述内容,到建构中西“中国故事”的对话话语,最终让“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这一命题从实践层面的技能研究上升为学科层面的话语建构。

四、结论

总之,“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是一个需要从多学科、多角度加以阐释的学术命题。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故事正经历一个从“自我讲述”向“他者讲述”的转化过程,而由外国人讲述的中国故事就是“他者讲述”的具体化。由于这种“他者讲述”的故事讲述者与受述者是同一文化群体的成员,在文化上彼此没有距离感,因而故事就更容易被国外受众所接受,其研究价值也就比自我讲述更大。然而,如何将这一命题研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依然是亟待突破的问题,为此笔者特提出如下四种研究路径:

第一,立足于民族志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获取外国专家、留学生经历的中国文化故事以及拍摄中国纪录片的外国导演的第一手资料,对外国人讲述中国文化故事的相关案例进行遍查,对典型案例进行深描,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提升本领域研究的科学性与原创性。

第二,利用叙事学的分析方法对不同媒介的讲述内容、讲述过程进行分析,并将文本细读与理论概况相结合,发现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共性与个性,归纳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不同类型与范式。在此基础上形成“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理论体系。

第三,根据不同媒介的特点,灵活采取实验研究法、建模、抽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对个别研究领域加以定量分析,对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传播效果加以精准测量。

第四,借用网络分析法、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进一步检验和比较不同范式的适用性和科学性,完善理论体系。

四种研究路径目的最终目的在于以结构性文化感知与真实故事呈现为原则,通过反复实践,探索“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经验,形成外国留学生、外国文教专家、外国导演讲述中国故事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理论范式,用于指导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实践。

注释

1赵胤伶、曾绪:《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中的交际差异比较》，《西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2徐占枕:《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困境与破解之策》，《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3期。

3罗伯特·库恩:《解读〈中国面临的挑战〉》，北方新闻网，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2/10/29/010202505.shtml,2012年10月29日。

4赵建国:《身体在场与不在场的传播意义》，《现代传播》，2015年第8期。

5Stuart Hall,et.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age Publications,1997.p.238．

6董文桃:《论日常生活叙事》，《江汉论坛》，2007年第11期。

7张小琴、梁君健:《从日常生活到视听叙事文本:纪录片影像叙事的实践探索》，《现代传播》，2018年第2期。

8王俊:《从生活世界到跨文化对话》，《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9朱靖江:《人类学表述危机与“深描式”影像民族志》，《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0[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理论研究》，郭世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11文浩:《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阐释的公共性》，《中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