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叙事中的文化记忆——解析纪录片《天下徽商》

《天下徽商》是中央电视台联合安徽卫视推出的一部反映徽商、徽州和徽州文化的人文纪录片，它讲述了徽商四百年的兴衰沉浮，包括流芳百世的徽州商人、高潮迭起的商战故事、别具一格的商业文化，以及底蕴深厚的精神遗产。其生动而鲜活的影像叙事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因此，这部纪录片一经播出就引发了观众的热议。

一、客观纪实中的美学风格：徽商形象的多维表现

作为一部商帮题材的人文纪录片，《天下徽商》主要围绕徽州商人展开叙述。从《寄命于商》到《扬州明月》，从《金字招牌》到《徽州女人》，再到《往事如烟》，在徽商兴衰沉浮的四百年所留下的素材里，《天下徽商》选择了许多命运迥异的人物作为徽商的缩影，在客观纪实的基础上，采用独特的策略来展现其美学风格，最终呈现出一个个血肉丰满的徽商形象。

一方面，《天下徽商》客观表现了历史上的徽商形象。首先，徽商是兢兢业业的商人，“徽骆驼”们既坚守“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矣”的精神信念，又以“戒欺”为经营哲学，在茫茫商海中脱颖而出。其次，徽商乐善好施。比如徽州的鲍氏父子曾捐资修复家乡的书院，还在洪泽湖决堤、黄淮大水之时带头捐献大米、设厂施粥，共救济十万余人。而如鲍氏父子这般崇文尚济、扶危济困的徽州商人，在历史上举不胜举。最后，徽商还是无私奉献的爱国者。据史料统计，从公元1671年到公元1804年的100多年间，两淮盐商共计捐银占清政府国库收入的一半以上。在国家战乱之际，胡雪岩还广邀名医研制各类药丸，免费向军中将士和市民提供。

另一方面，正如比尔·尼柯尔斯所说：“纪录片的策略和风格，如同叙事片中一样，是不断变化着的。”1《天下徽商》在呈现徽商形象的过程中，虽然以真实为前提，但亦通过不同的策略和手段，表现出独特的美学风格。基于此，它所带来的新的观赏维度，也使人们透过历史人物真切感知历史的深度与厚度。具体而言，在人物形象的表现上，《天下徽商》的美学风格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是聚焦“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呈现平凡而鲜活的徽商形象。《天下徽商》以从16世纪明代中叶到清代末年的四百年为时代背景，在这段宏大历史中书写个体命运，既展现商界翘楚平凡而普通的一面，也展现过去为人们所忽略的那些经商失败的商人形象。前者如以一碗馄饨发迹的鲍志道，如13岁离乡，从绩溪走向杭州，再从钱庄学徒成长为一代官商的胡雪岩，又如出门在外，“芒鞋跣足，以一伞自携，而吝舆马之费”的江南首富胡贯三，传奇徽商大多从平凡的小人物成长起来，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发迹之后，依然能秉持勤俭节约的品性。后者如远赴湖南经商多年的胡廷仕，他面对出门寻父的儿子，却因功名未遂而坚不欲归，在荆棘遍布的经商路上，他不惧失败，也无怨无悔。可以说，这些生动鲜活的小人物，宛如浩瀚历史中的一颗颗璀璨星辰，不仅将历史图景勾勒得更为清晰而丰满，也使“徽商”这个群体变得温暖而真实。

其二是将“儒”与“商”结合，呈现徽商贾而好儒的文人形象。徽州素称礼仪之邦，曾缔造出程颐、朱熹、戴震等诸多大家。徽商自幼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也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长期经营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徽州特色的“商道”：首先，受儒家思想和宗法制的影响，在徽州的商业活动中，亲族之间、乡邻之间常常抱成一团，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其次，徽州商人提风倡雅，因此发展出一种十分精致的徽商文化。如人称“扬州二马”的马曰琯、马曰璐兄弟，虽为一介商人，却主持诗坛数十年，身边聚集了许多颇具影响力的文人。而在扬州，像二马这样“虽为贾者，咸近士风”的商人不胜枚举。最后，徽商还编撰了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业书籍。如黄汴所著的《天下水陆路程》，详细记载了北京和南京两京，以及当时全国的布政司和水陆路线、道路安全状况，还有各地风土人情和风景名胜。又如程大位著述的《算法统宗》，甚至被日本誉为“和算之先河”。通过纪录片创作，这些儒雅而博识的商人形象在荧屏上渐渐清晰起来。

其三是实现女性形象的“在场”。首先，《天下徽商》单独有一集讲述“徽州女人”，改变了女性的“缺席”状态。事实上，徽州商人之所以可以称雄商界近四个世纪之久，缔造出“无徽不成镇”的神话，与徽州女人的奉献和牺牲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徽州女人成就了一代徽商。此外，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妇女形象，徽州女人是丰富多彩的。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她们往往深明大义，极富社会担当。作为妻子，她们鼓励穷困的丈夫积极奋进，变卖嫁妆为丈夫换取经商的本钱，甚至随夫经商，为其出谋划策、打理商务。作为母亲，她们又告诫子孙以诚待人、以信接物，这些劝诫成为许多徽商一生行止的座右铭。不过，徽州女人对男性的崇拜与归顺，仍然体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徽州大地上错落有致的贞节牌坊与牌坊上刻着的65078个烈女名字，无声地诉说着徽州女人隐忍、冷落而孤寂的生活。而那些贞节烈女和贞节牌坊的存在，无不在迎合男性欲望视野中的女性标准，这也说明，所谓女性形象的变奏，其实不过是老套的翻新而已。

《天下徽商》始终以人物为核心展开叙述，将宏大的历史镌刻在一个个徽州商人生命故事的深处。因为“人是一切意义的中心，这既是哲学认知的根本落点，也是文本叙述的终极诉求”。2在对历史沉浮中命运迥异的个体人物进行讲述时，《天下徽商》既坚持客观纪实的原则，又发扬其美学风格，让一个个历史人物鲜活、生动、丰满起来，走进观众的内心。

二、符号建构的时空：徽商传奇的双线叙事

尽管《天下徽商》致力于表现丰富多元的徽商形象，但其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遵循着固定的叙事框架。约翰·费斯克认为，叙事既可以“代替真实事件中那些原始素材的杂乱无序”，又是“制造意义的机制”。3诚如是，在对《天下徽商》进行叙事学分析时，我们发现，在时间维度上，它重构了碎片化的徽商历史，呈现其发展的时代意义；在空间维度上，它又呈现了诸多仪式性的符号，探寻其背后的象征意义。

从时间上看，《天下徽商》在语境化叙事中表现徽商历史，讲述了徽商从“兴起”到“衰落”的历史故事。有学者将语境划分为历史语境、存在性语境、场合语境、意图语境和释义者语境这五种形式。4《天下徽商》就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将碎片化的徽商故事重新串联起来，在线性叙事中探寻徽商命运与时代命运之间的内在关联。它所提供的这种审视维度，使人们得以将文本放到历史的语境中加以解读，形成对徽商历史的基本认知和总体印象，进而在历史沉浮中窥探徽商发展的时代意义。

徽商的兴起与南宋建都于杭州有着直接联系。正是南宋王朝的建立，以及杭州夜夜笙歌的繁华，给近水楼台的徽州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机遇。于是，在寄命于农的大环境下，徽州人率先走出大山，谋求商业发展。不久，徽商随着两淮盐业的发展而进入鼎盛时期。所谓“两淮盐，天下咸”，清代《两淮盐法志》记载的80位盐商代表人物中，徽商就占60人。不过，当金融风暴在清朝末年席卷上海之时，徽商也陷入困境，当时，以“红顶商人”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为代表的徽商金字招牌接二连三倒闭。在中国整体经济衰退和战乱之际，徽商也相继破产，曾经煊赫一时的徽商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巨浪中最终走向了没落……不难发现，从语境化叙事的层面来看，徽商四百年的命运沉浮，也是一个国家兴衰史的侧面写照。不仅如此，与王朝兴衰同根相伴的徽商故事，还为后世勾勒出一个更为逼真且生动的历史图景。

从空间上看，《天下徽商》在仪式化叙事中呈现符号意义，讲述了徽商从“徽州”走向“天下”的传奇故事。根据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图像话语一般包含有三个层次的讯息：语言学讯息、被编码的图像讯息和非编码的图像讯息。5就《天下徽商》而言，徽商的“离乡”“遍布天下”“返乡”这几个关键性的历史节点是其直接意指形象，而当纪录片以一种神圣而庄严的方式对这些横截面进行表现时，它们便被赋予了隐秘的象征意义，成了一种仪式性的符号。

“离乡”是徽商传奇故事的序幕。所谓“新安多游子，不辞万里游”，又有古语云“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可见，徽州人大多在十三四岁便背上行囊，告别家乡，纵身商海。因此，在离乡之际，妻子与丈夫依依惜别，母亲与孩子挥泪道别，“离乡”由此成为一种仪式性的符号。以古徽州八景之一的“渔梁送别”为例，它见证了无数的悲欢离合，同时也被赋予了“不舍”与“希望”的意义。“遍布天下”是徽商走向鼎盛的标志。正所谓“无徽不成镇”，徽商在鼎盛时期创立了一大批金字招牌，不仅带动了沿江城镇的兴起和繁荣，活跃于全国各地的徽商还将各个市场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网络。这其中，“徽班进京”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徽州人蓄养的家班，徽班进京献演唱响了京剧诞生的前奏，更掀开了中国戏剧史新的一页。可见，“天下徽商”本身就象征着徽商的“繁盛”。此外，“返乡”是徽商传奇故事的余音。在徽商鼎盛的300多年间，席丰履厚的徽州商人总会返乡修祠堂、建园地。比如宏村建筑面积高达3000平方米的承志堂，又如雕刻着西湖十景的吴氏宗祠叙伦堂，甚至有商人在徽州为向往西湖的年迈母亲再造了一个小西湖。因此，“返乡”也被建构为一种别具意义的符号，徽商修建的每一栋民居，都讲述着一个家族的奋斗史，每一座牌坊和祠堂，都凝结着数代徽商对故园的深刻眷恋。

由是可知，在《天下徽商》仪式化叙事的话语运作过程中，符号既是其载体，也是其表征。具体而言，仪式化叙事构筑了一个个“符号场”，通过对这些符号意义进行建构和挖掘，徽商故事转化为一个个有关希望、拼搏与回馈的故事。

从表现形式上看，《天下徽商》还通过三个时空的交错，强化其叙事的真实性。其一是真实再现的历史时空。这一时空主要通过真人来演绎广为流传的徽商故事，弥补历史影像匮乏的缺陷。比如《天下徽商》还原了江春接待圣驾，以布衣而上交天子的故事。类似这样的情景再现使观众也成为故事中的“在场者”，而非“旁观者”或“闯入者”。而且，这一时空还呈现出一种复古的浅黄色色调，仿佛一段段泛黄的记忆，传递了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其二是人文风光的现实时空。这一时空通过画面+解说词的形式呈现，画面主要展现徽商家乡以及当年繁华市镇的景象。古与今的对比往往从侧面印证了徽商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其三是专家学者的采访时空。这一时空将专家采访与口述历史相结合，以个体的讲述还原历史的细节。比如，棠樾鲍氏的第30代裔孙鲍训声展示了画有43位祖先的祖容像，并讲述了其创作与流传过程中的曲折经历。这种对个人记忆的表现，强化了叙事的真实性。总之，三种时空的交错转换，形成了强大的叙事张力，使观众从现实穿越到过去，又从历史记忆中回到当下。

综上可知，《天下徽商》在语境化叙事中表现徽商历史，在仪式化叙事中呈现符号意义，又在三种时空的交错中形成叙事张力，最终讲述了一个个有关“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徽商故事。不过，在迈尔特比和克莱温看来，叙事学研究对于影像“在历史上和意识形态上与创造它、并由它表达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只提供了相当有限的答案”，6因此，叙事模式必须与其他理论方法相结合，才能探讨更为广阔的背景和更为深刻的意义。

三、文化记忆中的反思：徽商精神的现实意涵

今天，徽商与晋商、潮商一同被列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大商帮”。虽然徽商富可敌国的时代已经远去，但它却留下了精彩的徽州文化和不灭的徽商精神。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事物的表层结构无法反映事物的本质，而最终决定事物发展变化的，只能是“深层结构”。7如果说《天下徽商》的表层结构是时空交错的叙事框架，那么其深层结构便是文化记忆的建构与再造。不过，这种建构与再造却并非要复原某种文化，而是要探寻文化记忆的内在精神，唤醒文化记忆的巨大感召力。

人们普遍相信，文化记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于特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中诞生的，它的时间跨度往往比集体记忆更加长久且深远，它对于后世的意义也往往超越其本身的价值。扬·阿斯曼就曾指出，“‘文化记忆’是一种能够巩固和传播集体形象并让这个集体中的成员对这种形象产生认同的记忆”，并且，它“主要依托各种文化层面上的符号和象征建构而成”。8法国学者诺拉将那些能够传承文化记忆的载体形象地称为“记忆的场”，9《天下徽商》无疑就是这样一个“记忆场”，它不仅依靠人物和故事这两种文化符号打捞起失落的记忆，展现徽州商业文化的内涵，建构民族的身份认同，还通过这场文化寻根之旅，使那些曾经为人们所共享却长久沉没于历史深层的文化意象重新绽放光彩。

在《天下徽商》的影像叙事中，文化记忆首先被建构为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徽商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所展现出的个人修养、团队精神和家国情怀，无一不是传统儒家文化浸润下的优秀成果。正因为其文化人格的强大，才能说出“吾以书籍传子孙，胜过良田万亩。吾以徳名留后人，胜过黄金万两”的豪言。这种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唤醒了中华儿女对古老文明的深刻记忆，更激发了观众的心理认同感，带给人们深刻的文化启迪。另一方面，徽商作为徽州文化的孵化器，还具有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完成了徽州的文化再造。过去，徽商促进了新安画派、新安理学，徽派版画、刻书、戏曲等一大批徽州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今天，徽州文化仍然在诉说那些徽商创造的历史传奇，它们点缀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史，也丰富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此外，文化记忆还被建构为一种可贵的商业精神。《天下徽商》所呈现的徽商形象和徽商故事，都成为其商业精神的完美注脚—那是一种坚韧不拔的求索精神、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诚信为本的契约精神、永不止步的创新精神和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过去，这种商业精神是徽州商人纵横商海、缔造传奇的关键所在，在徽商四百年兴衰沉浮的历史中，它不断被书写、被完善，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之一。今天，它又借助《天下徽商》这个载体实现新时代大众化的传播。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它唤醒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遗产，其价值与意义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总之，《天下徽商》通过对文化记忆的建构，传达了徽商的商业文化内涵，使其得以深植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精神认同之中，并由此实现历史语境与当下语境的跨时空对接。在当下传统商业价值缺失以及西方文化涌入的时代大背景下，这种对接实际上是一种对于传统文化和商业精神的召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文化缺席和精神贫瘠的现象仍然十分明显，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不利于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约翰·斯道雷认为：“任何文本必须首先满足文化权力所有者的需求和欲望方有可能‘历久弥新’，而只有‘历久弥新’的文本才有可能持续不断地满足其他年代文化权力所有者的需求和欲望。”10毫无疑问，《天下徽商》对精神文化的询唤是一种与主流文化融合的结果。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曾说：“除了以文本的形式，历史是无法企及的，或换句话说，只有通过先文本的形式，我们才能接触历史。”11作为一种叙事文本，《天下徽商》以多维的视角全面呈现了徽州商人的人物形象，以多元的叙事策略讲述了徽商四百年的兴衰历史，最后，还通过对文化记忆的建构实现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的跨时空对接，完成了对传统文化和商业精神的询唤。毫无疑问，正是影像叙事的力量使我们触摸到历史的纹理和记忆的温度。可以说，是影像叙事的视听优势和强大的表意能力使《天下徽商》深入人心，是文化记忆所承载的历史价值和深刻意义使徽商精神历久弥坚。

注释

1 陈国钦:《纪录片解析》,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64页。

2 刘涛:《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三重叙事语境探析》, 《中国电视》2012年第9期。

3 Fiske, John:Television Culture.Methuen, 1987, p.129.

4 赵毅衡:《文化符号学》, 中国文联出版社1990年版, 第72页。

5 [法]罗兰·巴特:《形象的修辞》, 载罗兰·巴特等:《形象的修辞:广告与当代社会理论》, 吴琼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40、41页。

6 Maltby, Richard with Craven, Ian:Hollywood Cinema, An Introduction, 1995, pp.424-425.

7 陶东风:《大众文化教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第90页。

8 王蜜:《文化记忆:兴起逻辑、基本维度和媒介制约》, 《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

9 燕海鸣:《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 《中国图书评论》2016年第3期。

10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 常江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238页。

11 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