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为表里 协同共振——2018年纪录片理论与实践述评

一、著书立论:特定主题下的纪录片系统研究

2018年纪录片研究领域著书颇丰, 研究兼顾了理论性和实用性, 主题涵括纪录片传播、纪录片电影节、纪录片的故事表达、纪录片的国家形象塑造、纪录片对公共领域的重塑等议题。这些研究既是著者经验和思辨的理论沉淀, 也为2018年中国纪录片研究铺设了理论底色, 预示着新的纪录片理论谱系正在多方研究合力中迈向成熟。

《纪录片蓝皮书: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 (2018) 》是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推出的针对纪录片领域的年度发研究报告。《蓝皮书》凭借前期调研工作, 对国内外研究论点的整合能力, 对各级电视频道纪录片论题的专题研究能力, 以及在相关部门权威数据的佐助下, 成为中国纪录片研究领域的风向标。包来军所著《“一带一路”纪录片传播研究 (1980～2015) 》系统地梳理了“一带一路”纪录片研究从开端到繁荣的不同阶段, 并重点探查“一带一路”纪录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东西方文明交流互动精神、汉传佛教文化和女性形象的传播意义, 为传播与文化的关系开拓新的研究理路。陆敏所著《理智与情感的博弈:传播视域下的纪录片艺术传播研究》以纪录片艺术的传播过程为脉络, 从其生命本质、表现状态、生成机制、解读反馈、价值实现五个维度探究纪录片艺术背后复杂的理智和情感博弈。《民族影像与国家形象塑造: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研究》一书将具体纪录片文本置于特定历史阶段进行考察, 全面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及中国形象塑造的框架、逻辑与前景。司达的《重塑公共领域:迈克尔·摩尔纪录片研究》是系统研究美国知名纪录片制作人迈克尔·摩尔的专著。该著作肯定了摩尔纪录片在美国社会改革问题上的影响力和话题性, 认为其自反性、个人化和拼贴式的叙事风格, 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示教”式纪录片, 革新了纪录片的美学形态, 促成了纪录片的商业化转向。

除此之外, 相关理论著述还充分观照纪录片研究领域的新动向和实践话题。《国际纪录片节的价值构建——中国 (广州) 国际纪录片节调研报告》一书以中国 (广州) 国际纪录片节为个案, 从理论层面总结和提升了这一代表性纪录片电影节的行业标杆作用以及社会意义。“纪录片用影像记录生活、社会乃至历史, 但其内在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需要有‘故事’作为支撑”。1《从真实到艺术:讲好纪录片的影像故事》是一本从“影像故事”视角切入的实用性指导书籍。作者科学地总结了纪录片创作中涉及的写作性问题, 探讨纪录片制作过程中方法和伦理困境, 为影像故事的当代讲述以及个性化表达提供方法论指导。

二、学理钩沉:纪录片理论研究的返归与跨界尝试

中西方纪录片理论研究在近年来呈现出话题和视角的一致性, 从整体上具有文本丰富、视角多元、主题广泛和方法多样等特征, 立体再现了学术研究与纪录片文本以及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2纪录片理论研究既有其长期坚守的理论阵地, 也有在面对新的技术语境和社会环境下的理论延伸与理论反思。围绕纪录片“真实性”问题的探讨依然活跃, 由此生发的纪录片伦理议题继续牵动研究者的集体关注, 并成为撬动纪录片理论从本体走向客体的内生性力量。西方文论持续为纪录片研究赋能, 纪录片理论研究在理论借鉴和理论挪用中展现出强大的理论兼容能力和“跨界”适应能力。传播学、美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视角共同编织纪录片研究的理论谱系。

(一) 技术与艺术视角下的纪录片真实性问题研究

在新的媒介技术影响下, “真实性”与“技术性”之间的矛盾张力日渐明显, 而影视艺术的观念更迭则加剧了纪录片真实性和艺术性之间的二律背反现实, 两者间的平衡诉求愈发显豁。

首先, 面对新技术的冲击, 研究者对“真实性”问题的态度和判断更加殊异。纪录片理论家布莱恩·温斯顿 (Brian Winston) 认为互联网等现代技术对纪录片的影响微乎其微, “纪录片正在变得更主观, 并且与观众的互动也变得更多, 使观众更好地理解影片。”3因此, 在对作为艺术的纪录片的本体性进行讨论时, 必须认识到创作主体这种自我表达的重要性。4纪录片作为创作者“还原世界”的真实表达, 技术革新为其真实性的抒写提供了驱动力, 5而摄影技术的运用直接影响了纪录片“真实性”和“真实感”的建构, 6“虚拟现实 (VR) 影像则延续了纪实影像对于‘真实’的追求, 从而实现‘身体在场’。”7但对于技术的不当运用和过分张扬所导致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 “技术不能遮蔽纪录片的艺术本性, 在以真实为底线的基础上, 技术必须与纪录片构成的其他艺术元素相融合, 协调发展。”8关于影像真实性的问题, “新浪潮之母”阿涅斯·瓦尔达的回应具有代表性:“真实的电影不存在, 因为每时每刻, 多台摄像机多机位, 就会呈现在纪录片中此时此地此行为的多种真实状态。所有电影都或多或少主观化。”9

其次, 叙事与虚构视角的引入, 为纪录片真实性问题增加新的艺术向度。尽管艺术表达有助于纪录片传播效果的增强, 但创作者仍有必要在运用艺术手段时保持审慎的态度。10武新宏认为纪录片《二十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构筑起一种“在场”和“隐喻”的语境, 唤醒人们内心向善与正义的力量。11陈树超重提自然素材之于纪录片的意义, 他尖锐地指出, 当“真实感”被透支殆尽之时, 纪实的态度将难以得到信任。12有研究以BBC纪录片“造假门”事件为例, 揭示出在自然类、历史题材类等不同类型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 如何在恪守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 准确把握故事化叙事的尺度, 合理使用搬演、摆拍等辅助手段, 是纪录片创作者需要面对的问题。13另有研究在叙事和真实之间找到合理平衡点, 认为“真实”与“客观”可以创造别具风格的叙事组合。”14正如“新德国电影”重要导演沃纳·赫尔措格在谈及虚构片和纪录片之间的界限时所说的那样:“两种之间并不像电影学院所讲的那样界限分明……二者之间很流畅……我的一些纪录片并不是真正的纪录片, 只是戴着纪录片面具的虚构片而已。”15

(二) 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跨文化传播是当前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 在纪录片研究领域亦有相应投射。16从跨文化传播视角切入2018年中国纪录片研究, 涉及经济传播、海外传播和国际传播等话题, 进一步扩展纪录片研究的传播学维度。王鑫认为自我陈述和他者叙事在“中国形象”和“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中构成一种“互冲”的力量, 共同将“中国”带入世界的叙事。17另有研究从传播学的视角解读“一带一路”相关题材的电视纪录片在民间交流、文化互信中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18郭讲用以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为例, 分析了纪录片作为跨文化、跨时空的电视媒介形式, 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方面的独特优势。19还有研究以叙事学为理论框架, 追寻全球化语境下“工匠精神”系列作品通过讲述中国工匠故事呈现传播的文化意义, 进而探析全球化语境下经济传播的重塑与建构。20李智和黄楠试图在国际传播的宏观背景下, 具体阐释纪录片在“讲好中国故事”过程中实现较好传播效果的理念与方法。21韩岳从跨文化传播视域下探析国际合拍纪录片的传播策略, 认为在国际合拍纪录片文本编辑过程中, 构建跨文化性的关键是在国际化与本土化、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之间寻找平衡点。22

(三) 社会学视角下的集体记忆研究

纪录片是一种视觉“在场”, 也是一种静观式的影像记录, 从而成为社会记忆和集体记忆的有力承载。梅云飞从社会记忆的理论角度探讨文献纪录片与社会记忆的关系, 以及对社会记忆建构的价值。23刘煜认为作为集体记忆的重要表征, 政论纪录片堪当主流意识形态的视听表征, 亦是民众自发心理需求的影像呈现。24李亚星认为通过非虚构影像可重现历史、审视历史、思考历史, 重构我们共同的社会记忆。25邓庄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记忆正面临着巨大冲击, 电视纪录片在建构与传播乡村集体记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6陈博文的研究表明家庭记忆经过整合、加工和形象化修饰之后, 通过媒介的介入形成媒介事件, 并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27另有研究聚焦于纪录片在少数民族文化记忆与意境营造中的作用, 认为“纪录片扮演着文化记录者的角色, 利用影像的力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视觉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使其成为文化记忆的重要文本。”28贾佳以纪录片《二十二》为例, 从不同维度来探讨影片在记忆书写上的艺术手法, 认为影片“呈现的不仅仅是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 而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在经历了历史创伤后的精神缩影。”29张悦借助纪录片《人生七年》的创作过程来探析系列纪录片映射社会记忆的方式和方法, 认为个人记忆对人类生活有着不可言喻的重要性。30

(四) 美学视角下的纪录片研究

纪录片的内在性和外显性都与美学有着密切关联, 不管是从结构着眼, 还是从形式感入手, 或者审视其视觉性, 都可以在美学范畴内找到有力的佐证。张同道认为1978年以来的中国纪录片几经演化以后逐渐走上一条越来越宽阔的人文美学之路。31聂欣如分析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纪录片美学之变, 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我国的纪录片美学从表述到纪实, 再从纪实到演绎, 到多种形态共存, 经历了从单一到丰富, 从一种美学方法为主到各种美学百花齐放, 呈现出日臻成熟的叙事态势。32《当代电影》杂志连续刊文探讨纪录片美学话题, 多角度地呈现当前的纪录片美学生态。罗薇在纪录片类型阐述的基础上, 探讨其美学源流和纪实策略。33余权认为通过激发审美情感来促使观众相信影片所构建的意识形态, 是宣传性纪录片常用的一种说服方式。34黄瑛探讨了国外3D纪录片的实践和美学, 认为3D立体技术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纪录片奇观美学追求的螺旋式上升。”35徐瑞阳以《记住乡愁》为例, 完成对乡村纪录片的美学建构与传播价值的深刻阐释。36刘水从内容构成、叙事方法、叙事视角三个维度, 阐明内容众筹电视纪录片的美学景观建构, 认为个体参与和行动的共振创新了美学表达。37

(五) 产业视角下的纪录片研究

中国纪录片的产业发展与中国的传媒体制响答影随, 其时代背景是国家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市场活力在电视行业形成的资本流动的独特轨迹。研究表明, 中国的纪录片 (尤其是电视纪录片) 在中国特色的媒体体制中, 随着社会的变革发展, 呈现出独有的发展轨迹。新媒体的助推, 让纪录片在下一阶段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态势。38在融媒体时代, 伴随着观众收视习惯的不断改变, 越来越多的纪录片通过视频网站播放, 由此带来了纪录片生产模式的改变。研究显示, 纪录片生产主体的多样化和新媒体播放平台的出现之于传统电视媒介的影响如同一把双刃剑, 对电视特性以及其身上背负的政策与市场的双重逻辑进行充分了解, 才是融媒体时代电视媒介能否突围的关键。39有研究从当下中国纪录电影的创作和营销这两个关键问题入手, 尝试发现其发展中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对策性思考。研究认为只有借助国家相关政策扶持、更新创作理念、提升作品质量、利用整合营销策略、搭建双向桥梁等手段才能突破中国纪录电影创作和营销的瓶颈。40而纪录电影因商业化运作在票房成绩上节节攀升, 逐渐形成与总体电影市场相协调的话语表达, 研究显示, “一旦纪录片进入院线, 为适应院线系统的商业化要求, 其自身的文本形态自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塑造’”。41

(六) 影视人类学视角下的纪录片研究

纪录片的前期调研、中期拍摄和后期制作都具有典型的人类学特质。一方面, 纪录片的拍摄场景即属人类学研究的“田野”范畴, 而对拍摄客体的长期接触与考察, 是民族志研究方法的现实实践形态;另一方面, 纪录片的选题偏好与价值取向, 与人类学的研究有诸多重合之处, 比如对于远离都市和现代文明的边缘地带或原始环境的关注, 为优质人文地理纪录片的诞生奠定了跨学科合作的基础。王庆福以热播的纪录片为样本, 对其所呈现的民族志特点进行分析, 认为这些作品在对异文化的书写方面呈现出“美美与共”的艺术境界。42在面对西方中国题材人类学纪录片这一特定类型时, 王庆福进一步指出影片经历了从影像深描到反思视角、从参与观察到运用感觉两个阶段的变化。43赵华森认为影视人类学在虚拟现实技术的帮助下, 必将跨入一个新时代, 无论是在拍摄、传播和体验都会给影视人类学及人类学影片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变革。44朱斌和胡凡刚从影视人类学的总体视角出发, 认为以整体视野展演文化变迁、以主位视角讲述文化生存、以深描技法刻画文化符号、以时间积淀呈现文化直觉的阐释策略45对各民族文化的认知和研究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蒋建华用文化自觉理论来分析泸沽湖摩梭人的纪录片创作, 从而揭示泸沽湖摩梭人主位纪录片创作发展过程就是其文化自觉的过程这一事实。46

三、影像阐释:基于纪录片文本的创作评析

纪录片文本是纪录片研究的重要素材, 为纪录片文本的创作分析和内容品鉴提供了深厚的视听材料。2018年的中国纪录片创作分析广泛征用优秀纪录片文本, 深刻剖析不同纪录片文本的各种“前设”以及隐藏其后的多种“暗语”, 在与纪录片文本的“联姻”中生产出驳杂丰富的理论成果。

(一) 纪录片的叙事评析

姜常鹏从叙事情境出发, 讨论政论纪录片《辉煌中国》如何运用叙事人称节制转换、叙事方式有序交替和叙事聚焦内外呼应的方法在真实性与说服力上达到新高度。47另有研究认为以《辉煌中国》为代表的政论纪录片在政治传播意义上需要注意“政治”和“传播”的同一性, 在叙事策略的意义上需要注意叙事权力的部分让渡和叙事美感的激发。48张智宇和刘成新以《记住乡愁》第三季为例, 研究表明以人物为中心的故事化叙事、叙事视角和方法的综合运用、历史与现实对话的叙事结构、民族化视听元素的乡情传达49构成国内人文历史类纪录片的叙事方法与风格特征。郎林通过“时间”这一要素, 对纪录片的叙事结构、叙事节奏、叙事角度、叙事方式以及呈现效果进行梳理, 为评价纪录片的内在品质设立了全新维度。50吴莉莉认为纪录片《生门》采用观察模式下的多维叙事, 通过对“粗糙”的现场感的保留51, 构成不同于其他类型医疗纪录片的独特品格。陈万怀以央视纪录片《国家记忆》为例分析其国史、民族史等宏观历史叙事和细节再现方式, 探索新媒体平台营销背景下纪录片的当代阐释与传播等问题。52曹志伟和徐国源采用“程式化叙事的经验主义”方法对医疗纪录片进行剖析, 发现“程式化的叙事技巧突出象征、情感等符号,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中的医疗危机, 更彰显了医患类题材纪录片在现实中能发挥的重要作用。”53重大题材文献纪录片在创作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和叙事主题, 成为建构国家形象话语的重要文本。相关研究显示, “重大题材文献纪录片是对国家话语的影像体现, 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题材类型, 决定了其创作必然是以人民性叙事为中心的文艺创作。”54张欣的研究聚焦央视制作播出的“故宫”类纪录片。研究发现, 鉴于故宫的空间特殊性及国人的生存状态, 这些纪录片作品形成了对故宫这一物理性界域的一种日益自觉的、带有现场感的“空间”叙事审视。55

(二) 纪录片的话语分析

政论纪录片是国家形象在话语层面的有力承载, 对其多模态话语进行分层析理, 可为我国国家形象的优化重塑提供些许有益启示。刘煜和张红军认为政论纪录片中图像、声音和文字的多模态呈现复经转喻与隐喻的话语表达, 能够有效地塑造与传递出正向的国家形象, 同时带给观众丰富的感官体验。56彭白羽和党争胜通过对纪录片《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的话语视象分析, 揭示“他塑—对话式”传播媒介的生成理据。57李军辉以纪录片《大国工匠》为例, 认为开放的话语空间有助于彰显恢宏的大国气势和气度。58吴雨蓉从符号学和神话学切入纪录片话语分析, 认为“除了通过特定的叙事形式得以生成与表达之外, 纪录片还通过构建神话的方式来发挥着意指作用, 形成独特的话语意义”。59许光认为话语是考察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新视角, 并以此建构多元话语中少数民族形象。60冯薇以国产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为例, 采用话语分析详述中国纪录片如何实现跨文化传播的成功。作者认为须采用全球本土化策略, 在话语实践中须注重改适转换与整合创新, 善用世界话语讲述中国故事, 才能改变中国特色话语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失语”现状, 从而打开局面, 赢得话语权。61王庆福和陈巧巧结合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 认为对话理论将“自我”与“他者”置于平等的位置, 其目的在于通过对话创造一种双方可以接受的空间, 改变当下纪录片以自我为中心的话语体系, 进而让中国纪录片告别自说自话的状态, 参与到国际纪录片的中国话语建设之中。62

(三) 纪录片与形象的关系辨析

纪录片与形象的表达与呈现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从国家形象、民族形象、城市形象再到个体形象, 纪录片继续实践着书写职能。黄洪珍、杨亚军和聂雄以纪录片《我的青春在丝路》为例, 研究发现, 将和平、合作、共赢的宏大主题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生动故事, 促进了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63许光基于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分析, 探讨多元话语中的少数民族形象, 认为“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承担着在国内外传播少数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的职责, 在增进民族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和促进国家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64王庆福和宣莉以当下国内生态纪录片为样本, 认为不同类型的生态纪录片通过差异化的视角切入生态议题, 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 从而建构出多元立体的生态中国形象。65魏万里认为纪录片《家园》代表了自然类纪录片的新高度, 影片以多样化的视听手法向观众传达出新时代中国对生态的保护、对绿色发展理念的坚守66, 从而向全世界展示美丽中国形象。艾志杰从城市空间、城市符号和城市人物等三个角度阐释苏州的文化形象及其在纪录片中的建构方式, 阐明“纪录片作为一种对真实性诉求相对较高的传播媒介, 对城市形象的建构与传播有较大裨益。”67孟志军认为在影像媒介建构城市形象的过程中, 既要重视城市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要适应影像创作的新媒体传播特质, 还要关注传播的即时和长期效果。68赵捷以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为例, 关注县域文化挖掘和历史表达, 认为“方志蕴藏着丰富而有价值的历史细节”69, 有利于地方形象的完善和打造。何林以新历史主义视角来审视纪录片《叶芝:狂热的心》, 认为“影片中的人物形象既是历史事实和人物生平的客观记录, 更是主创团队运用各种创作素材进行的一种话语言说和想象建构。”70薛凌筛选出近年来以玄奘为主人公的纪录片文本, 力图梳理并弘扬真实的玄奘西行历史和人格精神, 研究揭示出影像在塑造玄奘这一人物形象时存在商业戏说的成分, 与真实的历史和“一带一路”所感召的时代精神不符。71

(四) 他者视角下的纪录片评析

他者视角有助于在纪录片的研究和创作视阈中建构一种镜像参照和互动的话语模态。武新宏从21世纪以来中外合拍纪录片的多个侧面分析“他者”话语方式的改变, 认为中外合拍纪录片有利于中国纪录片从合拍片中借鉴“他者”讲故事方式, 提升讲好世界故事的能力与水平。72何萍以近十年外国媒体对中国纪录片的报道为分析样本, 是以他者视角审视中国纪录片发展的有力尝试。研究表明, 参加或举办电影 (视) 节、建构多元化传播主体和把控信息传播质量等策略有助于扩大中国纪录片的国际影响力, 促进中国纪录片更好地与国际接轨。73除此之外, 日本和韩国的纪录片制作也给我国纪录片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他者视角。段京含和牛光夏对比分析了中日72小时纪实类节目, 发现两者虽然存在差异, 但不变的应是视听节目“以心引导视觉为起点, 又以视觉感受促进心理感受为终点”的创作思路。74吕菁华分析了韩国电视纪录片发展历程与基本状况, 指出韩国纪录片依赖政府支撑和新媒体平台支撑的媒介现实。75

四、在地实践:纪录片创作中的政论热、文化潮和私人叙事

纪录片创作实践中的主题选择、价值取向和美学旨趣是时代症候和世态风貌的集中反映。2018年的纪录片创作延续了十九大以来的政论纪录片潮流, 在国家叙事框架内进一步彰显中国形象、讲述中国故事。文化热继续蔓延至纪录片创作领域, 为影像增添浓郁的文化气质。不管是以传统文化为素材的主流叙事, 还是以饮食文化为纽带的当代表达, 纪录片以其特有的包容性实现了不同文化客体间的影像互融。与此同时, “人作为纪录片文本中的核心因素”这一创作理念在2018年继续得到贯彻, 大量书写群体形象和呈现个体心绪的纪录片通过视觉在场, 讲述各行各业的故事, 记录普通人的日常, 从而将人背后更为宏大的社会议题和时代背景带到观众面前。

(一) 彰显大国气度:国家形象与风土人文的影像书写

纪录片具有真实性、艺术性、视觉性和审美性等特质, 使其成为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纪录片充分观照影响国家形象塑造的不同要素, 将其征用为具有表现性的视觉材料, 形成代表性的政论纪录片、历史纪录片或人文地理纪录片等不同形式, 从不同侧面对中国的大国形象进行立体书写。

纪录片《创新中国》关注中国最前沿的科学突破、最新潮的科技热点, 聚焦信息技术、新型能源、中国制造、生命科学、航空航天与海洋探索等前沿领域, 用鲜活的故事记录当下中国伟大的创新实践, 展现中国的科技实力, 塑造科技强国的大国形象。政论纪录片《必由之路》以“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为主题, 全景式回顾改革开放40年历程, 以风云激荡的感人故事, 谱写中国发展的壮丽诗篇, 呈现出一个奋进的、开放的大国形象。纪录片《大国重器第二季》运用独特的视角和震撼的镜头, 记录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历史。通过人物故事和制造细节, 鲜活地讲述了充满中国智慧的机器制造故事, 为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小而美的生动素材。

地方的风土人文也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极致中国》采用纪录片的形式探寻中国自然人文景观的创新之路, 将客观的自然世界与主观的人文情怀有机结合, 为国家形象的书写增添多元维度。纪录片《大太平洋》运用4K高分辨率摄像机进行拍摄, 打破陆地与海洋的界限, 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呈现太平洋的故事。影片以全球视角来展开叙述, 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串联, 为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地理参照。纪录片《天山脚下》分五集讲述几位新疆少年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努力拼搏的故事。影片除了记录新疆的民俗和新疆的故事之外, 还充分展现新疆的大美景色, 为国家形象添补迷人的民族色彩。纪录片《我到新疆去》是一部关于新疆的奋斗史和生活史, 影片将多位和新疆有过交集的人物汇聚起来, 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再现了新疆的历史发展进程, 从侧面展现了大国形象的演进之路。纪录片《香巴拉深处》真实记录四川西部藏区生活的人们以及自然界里其他生命正在发生的精彩故事和瞬间, 全面反映人与自然的相处法则, 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共存共融,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 为国家形象增加一种本真和神秘的气质。

(二) 触摸文化厚度:传统文化与饮食文化的视觉再现

文化热继续蔓延至纪录片创作领域, 成为纪录片创作中的重要素材, 呼应当前社会的文化热潮, 回应了人们潜在的文化渴望。传统文化正藉由纪录片的现代视听手段进入公众视野, 并在青年群体中获得较高关注;而饮食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分支, 逐渐形成独立的美食纪录片形态, 成为当前纪录片创作领域的主力军。

首先, 传统文化依然是纪录片创作中的主要题材。《如果国宝会说话》自2018年1月播出以来, 引发了全民讨论的热潮。影片规避了揭秘式的曲折表达和高冷的学术叙事, 在每集5分钟的时间里, 用通俗浅近的青年话语与观众平等对话, 以自述的口吻倾诉自己的前世今生, 成为微纪录片中的别样风景。纪录片《西南联大》讲述了西南联大的联合组建往事, 以特有的口吻完成历史讲述, 人们藉由影像完成“穿越”, 近距离感知中国大学教育的精神力量和文化传统。纪录片《三国的世界》兼顾了考察历史的严谨态度和崭新视角, 通过对三国时期历史人物的命运讲述, 传递他们所承继的精神气节和文化意蕴。纪录片《历史那些事》混合了细节真实、形式活泼和表达轻松等特质, 赋予纪录片一种稀有的解构气质, 并通过青年话语完成传统文化的影像重构, 实现与青年群体的精神交流。纪录片《中国手作》第一季以普通手艺人的工匠精神为纽带, 串联起木作之美、工艺之美和传统文化之美。纪录片《了不起的匠人》第三季关注“师徒”关系, 从师徒传承关系中提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为人处世哲学, 唤醒当下社会的缺失的敬畏之心和尊重之道。纪录片《了不起的村落》 (第二季) 开启“来自山川湖海, 偏爱本真初心”的全新表达, 以传统的东方文化为底色, 将自然、村落和人联系起来, 在自然之镜和生活本真处找寻动人的文化细节。纪录片《记住乡愁》第四季以中华传统古镇、村落为拍摄主体, 挖掘散落其间的传统文化精华, 通过个体叙事、家庭叙事和文化书写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形态, 回应当前盛行的怀旧情绪和乡愁情感。除此之外, 以书为表现客体的文化类纪录片也呈流行之势, 比如纪录片《书迷》便是此中耀目的纪录片作品。影片涵盖写书、卖书、淘书和贩书四个环节, 诗意地再现了人与书之间的浪漫邂逅。

其次, 美食类文化纪录片在纪录片创作中占据重要一席。《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继续近观饮食之美, 聚焦中国饮食背后的传统文化, 启迪人们对食物常怀敬畏与感恩之心。《风味人间》在全球视野里审视中国美食的独特性, 深度触摸中国美食的演化进程, 充分观照人与食物的关系, 仔细挖掘食物背后的传统文化脉络。纪录片《人生一串》以展现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烧烤文化为主题, 真实地呈现烧烤的轻松氛围和江湖气质, 为美食纪录片增加一层贴近百姓的烟火气。“天然去雕饰”的《水果传》以特立独行的影像风格, 通过视觉手段激活人潜伏的感觉系统, 强化人对美好食物的视知觉联想, 感受神奇水果世界背后的人情和文化。《源味中国》用影视语言记录了中国各地最具地域特色的食材及其背后的山川、地理、生态、人文故事, 让亿万观众跟随纪录片镜头去品味这片孕育了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土地所滋养出来的源味中国。美食文化纪录片《天下一锅》用沉浸式体验形式展现老北京涮羊肉、潮汕牛肉火锅、广东打边炉、川渝老火锅、云南特色火锅、贵州酸汤鱼火锅等中国火锅文化的“六大门派”, 从而弥补了火锅文化在中国传统美食文化序列中的缺席现状。《鲜味的秘密》是全球首部详尽探索鲜味秘密的美食纪录片, 既从科普的视角揭示了鲜味的生物学和化学本质, 也从历史的维度探索鲜味的演化历程和与之相关的地域文化与饮食文化。《万物滋养》系列纪录片以平等的态度、微观的视角用镜头向观众展示中国的自然之美和风物之美, 展现中国人特有的滋补哲学和滋补智慧, 带领观众进入食材背后的文化领地。

(三) 体察社会温度:个体情感与职业群像的现实深描

纪录片是社会的温度计, 能探测世间百态和人情冷暖的细微变化, 为人们的情感调试与为人处世提供某种可做依凭的现实指南。私人叙事类纪录片和医疗类纪录片作为纪录片形态中各成一体的类型, 正发挥其把脉社会迁变和感知社会温度的重要作用, 并在呈现职业群像和个体情感的过程中, 完成对现实社会的细腻刻画。

纪录片《大三儿》将镜头转向生活中的普通朋友, 通过生活记录、日常对话和追梦历程等私人叙事手法来勾勒“大三儿”丰富和乐观的内心世界。纪录片《生活万岁》讲述了十五名普通中国人在2017年真实的生活状态:他们或许并无交集, 但都指涉一个目的明确、凝结着爱与坚持的真实生活。《我的时代和我》以跟拍和“在场”的方式记录名人巨匠的日常生活, 镜头朴素而客观, 忠实书写这个时代以及在这个时代中人们生活的样貌。《最后的棒棒》 (纪录电影版) 聚焦改革开放以后山城重庆自然孕育出的“棒棒军”, 为人们打开“棒棒”这个群体的私人生活和内心世界, 具有显著的影像人类学意义和强烈的反思意味。纪录片《生命里》用镜头记录下生命起点处人们的点滴探索, 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人性关怀。《三日为期》和《纪实72小时》 (中国版) 都是借鉴NHK纪录片《纪实72小时》的纪录片作品, 影片聚焦普通人的内心世界, 关注他们的流动生活和漂泊心理。

此外, 职业纪录片也在2018年的纪录片创作中浮显出来。《巡逻现场实录2018》以“巡逻现场”为窗口, 直击城市管理最前沿, 实录人民警察风采, 锁定正能量主题。大型观察式医疗纪实纪录片《生机无限》聚焦最繁忙的三家中国医院, 将镜头对准妇产科、儿科、急诊科三个不同空间, 实现对中国人生命全周期的全景式记录。《生命时速·紧急救护120》记录了上海“流动的急诊室”内外的故事, 展现了医患间、病人与亲友间的情感与理解, 同时科普了急救知识, 助推实现“健康中国”。

五、结语

2018年中国纪录片的理论和实践在相互映照中贡献出厚重的理论结晶和创作成果, 既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接续, 也为将来的研究和实践铺就坚实的理论基底。一方面, 中国纪录片的理论研究呈现出传承与创新的双重特质, 既有传统议题的当下阐释, 也有新的理论的引入, 为纪录片的理论探索注入鲜活的力量, 尤其是对各种西方文论的移植、借鉴和挪用, 扩展了纪录片研究的理论维度;另一方面, 中国纪录片的创作实践也愈加凸显时代风貌和社会热点, 纪录片成为链接时代与社会的重要介质, 并在记录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加显豁的作用。与此同时, 理论研究与实践创作间的互动与映照进一步趋于“步调一致”, 传统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创作的面貌正在被改写, 理论研究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正在渗透至纪录片工作者的日常创作中。需要提及的是, 中国的纪录片理论研究还可以在社会学、心理学和视觉研究等方面开辟更多可能性, 从而将纪录片这一独特影像文本置于一种更为宏大和更具“根本性”的社会面向中做更具建设性的思辨和考察, 扩充纪录片的研究边界, 而中国的纪录片创作也应在地方频道、民间组织抑或草根群体中找寻更多的原生性力量, 从而形成多元、多样、多彩的当代纪录片话语模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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