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创作课程中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策略研究

纪录片被称为影视世界的长子，是现代电影艺术的母体，也是电影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纪录片创作课程是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是一门综合考察高年级学生专业技能的综合性课程，能够检验学生的策划、摄像、后期剪辑等专业基础，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纪录片创作课程对影视专业的大学生创作群体的角色定位和自我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群体认同有深刻的影响，大学生的碎片化思维和历史感的断裂，形成对历史的忽视和对当下的强调的双重困境，在影视作品赏析及拍摄中尤为明显。

一、理论教学的意识形态探讨

（一）纪录片意识形态的必然性

纪录片的历史渊源决定了这种影视作品的意识形态的必然性。1895年，当卢米埃尔《工厂大门》《火车到站》等影片问世时，人们看到工人涌出工厂大门，看到火车站、行色匆匆的行人，无不为之惊喜，这种新技术对现实生活极度真实的复制能力和对群体的描绘能力让人惊叹，所以复制功能之于纪录片尤为重要。接着提出“纪录片”一词的是格里尔逊，格里尔逊主张纪录片要关注当前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问题，促使人们激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在需要广泛合作和联系的工业化社会，格里尔逊以为，纪录片应该发挥像报纸和广播那样的作用，成为资本主义大发展时代的重要传播者。格里尔逊说过，“我们首先是宣传员，其次才是影片摄制者。艺术是一把锤子，而不是一面镜子”。[1,2]

俄国十月革命后，“形象化的政论”成了苏联纪录片创作的最高指导原则，创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探索电影如何表现新的社会、新的制度，《战舰波将金号》和《关于列宁的三支歌》等影片将影视作品的宣教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二）纪录片创作理论学习的积极意义

纵观纪录片的历史，不难发现纪录片和纪录电影有其自己的特殊的意识形态使命，具有浓郁政治色彩的纪录片也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比如《解放了的法国》《十七度纬线》《愚公移山》《周恩来外交风云》《飞越太平洋》《村民的选择》《大国崛起》等，它们服务于时代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因此大学生对纪录片历史的学习就是对纪录片意识形态服务理念的学习，纪录片理论知识同时发挥政治正确性的教化作用，建构文化归属感的仪式典范，挖掘普世价值观的人性内容。

二、创作实践的意识形态探讨

（一）纪录片创作的选题策略

纪录片创作的第一步是前期调研，挖掘身边可以拍摄的对象。大学生在创作纪录片时，因为接触人物的局限性，经常会选择身边职业特征明显的人物，如环卫工人、宿管阿姨、手艺传承人、警察、入殓师等，认为这些人物具有很强的色彩感；或者选择就近拍摄民俗文化，如皮影戏、京韵大鼓等，这一类纪录片的拍摄往往具有很强的可看性。确定选题方向后，明确选题策略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因为大学生往往在实际创作开始时，却发现拍出来的效果不如想象中那样美好。这是因为前期工作太简单，没有很好地进行调研和策划。

纪录片的前期准备内容包括实地考察与调研，在确定纪录片的题材以后，还需选定地址，需要编导实地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风俗人情，确定当地是否适合作为拍摄地址；接近被摄人物，与人物充分沟通，挖掘故事线索。无论被摄对象是风俗文化还是自然景观或是人物对象，纪录片创作者都要和人产生关系，都需要人物故事线索，所以实地调研非常重要。

（二）主题的确定

前期调研确定了拍摄对象后，主题的确定尤为重要：

第一，传递主流价值观。纪录片创作用人物群像身上附带的符号化的价值观传递主流的价值观。高校学生拍摄的纪录片往往集中在拍摄身边的小人物，可以从小处落脚，体现平凡人物身上不平凡的闪光点，进而传递主流的价值观，比如学生以往创作的环卫工人、宿管阿姨、手艺传承人等。环卫工人一天24小时在工作岗位上坚守，他们之与这个城市中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如此平凡，同时又是为城市作出奉献的千千万万劳动者之一，体现了普通大众爱岗敬业的优秀品质；宿管阿姨介于老师和家长之间，体现了宿管阿姨和学生相处时的舍己为人、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一种集体主义的情怀；手艺传承人很有地方性的特点，通过对他们特殊技艺的记录，传递出千年文化遗留下来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身边小人物的群像的集体书写有效地传递着主流的价值观，学生创作与主流媒体创作方式大有不同，这是因为学生身份和经费局限，只能描写人物群像，恰恰成为传递主流意识形态时以小见大的优势。

第二，强化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一种深层的、稳固的自我身份确认。通常寻求认同的过程就是人们确认自我、反观自身、找寻共同体的过程。纪录片作为大众媒介文化的具体传播形态，在传达民族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高校大学生在纪录片创作中呈现中国文化和微观的中国形象、挖掘主题的过程就是一个强化文化认同感的过程，纪录片中对风俗习惯、人情风貌的呈现就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的传承。在异地他乡做餐饮生意的小吃摊主，在获得一份养家的收入的同时，也把家乡的味道传递给了每一位食客，它折射出中华民族这个族群对食品的一种集体记忆。除了以饮食文化作为题材之外，还有很多题材都可以表现这种文化的认同感，比如表现地方风俗的、讲述非遗项目的、表达个人情感的题材等，在题材的基础上对主题的挖掘是纪录片创作的关键。[3]

三、纪录片创作的叙事策略

（一）讲好中国故事

“我们对故事的欲望反映了人类对捕捉生活模式的深层需求，这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实践，而是一种非常个人化和情感化的体验。”影视艺术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形式，也是展现和弘扬中国话语最直观形象的艺术表达。对纪录片创作而言，在确保真实的前提下，运用讲故事的策略来叙事是近年来纪录片创作的常用手法，这种故事化创作策略，可以使纪录片更加真实有趣、有吸引力。在纪录片创作的故事化的叙事策略探讨中，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高校学生纪录片创作中从前期创作开始就要有叙事链的思维，“活”的叙事策略是线性叙事，在内容叙事的过程中，创作者要穿插叙事和叙述，使事件更加有力。比如，创作题材是环卫工人的24小时，首先要有一个叙事链，即24小时的某几个时间节点，比如是8:00、12:00、18:00、20:00、24:00，那么可以在这几个时间节点下分别安排一些小故事，使环卫工人的形象更加生动。叙事链把故事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形成纪录片影像意义表达的重要动力。纪录片的题材丰富多样，但故事化的叙事手法是相似的，“人”成为故事化叙事的主体，对这些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群像故事化的呈现，对创作者意识形态传播意义重大，因为这些故事不仅仅指向某一特殊人群，更是中国社会群像的特写。[4]

（二）平民视角的介入

纪录片的叙事在过去很长时间内都善于使用宏大叙事，叙事者高高在上地讲述宏大命题的历史或者现代故事，2011年《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映改变了纪录片的叙事方式，以一种全新的平民视角介入，展现了普通的中国人在一日三餐中发生的关于家的中国故事。平民视角既表现在纪录片将内容选题、反映对象聚焦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表现在讲述方式的通俗易懂。高校学生在纪录片创作时由于资源和经费的限制，宏大叙事几乎不可能实现，平民视角就成为学生纪录片创作的不二选择。相较于承担国家形象塑造责任的“国家影像志”式的纪录片，平民视角“个人影像志”式的纪录片都以“我”或者“我们”为事件的见证者和叙事者。叙事者同时也是故事的参与者、路线的行走者，这种互为交叉的身份使得人物对空间的解读更加真实、可信。平民化视角参与叙事时，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可以很好地传递主流意识形态。纪录片创作时将叙事通过微观视角的介入，不着痕迹、潜移默化地传播意识形态，从而更好地完成叙事神话的建构。[5]

四、结语

大学生在纪录片创作中应积极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建构认同，创作出的影视作品有积极正面的表达，本文从这个层面探讨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策略。纪录片创作课程的教学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理论教学，二是实践创作教学。

参考文献

[1]埃里克·巴尔诺(美).世界纪录电影史[M].张德魁，冷铁铮，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84.

[2]杨阳，江虹.“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以小见大”创作手法剖析[J].当代电视，2019(9):76-78.

[3]阎春来.纪录片的意识形态问题[J].现代传播，2017(5):109-114.

[4]张向红.宁夏高校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认同及教育路径思考[J].新课程研究(中)，2017(9):20-22.

[5]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社会转型期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成果报告[J].大学(学术版)，2014(03):8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