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拍摄的“真实表达”——解读《四个春天》的影像语言

1. 直观的视听形象

影像语言是影视作品表达意义的工具。影像语言以复制现实为特征，真实记录了客体的实际视像以及它们的运动状态。这种模拟视听的行为作为语言媒介的特殊形态，使传达意义的方式和意义本身产生了密切的关系。纪录片《四个春天》中真实记录了父母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还有四个反复重复的形象——燕子、父亲、母亲、灰白的天空，以及鸡鸣的声音和凄美的月色。这些视听形象的反复强调，直接使得观众感受到一种温馨、苦涩和忧伤的情绪。

影像语言赋予画面创造性的表意功能。每一次拍摄都是一次新的创造，在纪录片《四个春天》当中，先后有几十个关于母亲的近景镜头，但是由于环境、表情、情绪、活动方式的不同，每一个镜头表现的人物情感和内心活动都不相同，在上下画面的联系下尽管镜头所呈现的画面相同，但是影像语言的指示意义却不尽相同。画面本身就是一个信息结合体，在一幅画面中有主体、陪体、前景、背景，观众根据画面的前后逻辑顺序，对于具体的事件、人物在头脑中进行筛选和组合，加深自身对于影像语言的理解。

影像语言的表意方式是直接可视的。例如片中对于姐姐陆庆伟的身体状况相关描述，影像语言采取的是渐进性的表意方式。第一个春天通过母亲的自述了解到姐姐陆庆伟的身体不好，第二个春天在画面的开头镜头追随父母采药、磨药、配药以及画面的末尾姐生病卧床直到离世。第一个春天至第二个春天的过度，其中整个过程以碎片化的方式穿插在影片当中，并在影片中渗透了父母情感的变化。虽然这部分的内容在影片当中占据较少的篇幅，但影像语言却以这种直观的表意方式向观众传达了姐姐身体状况恶化的现实、父母的担忧和悲伤情绪。

2. 体验的感性认识

视听画面都是借助摄像机充当人的眼睛付诸于感官。例如影片当中鸡鸣的声音拉开了清晨的序幕，微风吹拂着发芽的枝干，小鸟飞来飞去发出叽叽喳喳的声响，小草上的露珠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等画面。其银幕造型构成影像语言的形式，它不仅仅是现实的复制，同时这些感性认识借助我们的理性认知上升到一个新高度，赋予春天生机勃勃的寓意。

在影像中，表现对象具有不容置疑的逼真的形态特征、运动特征、透视比例、相互关系等，它首先作用于人的直观感性层面，然后才能引起人的想象体验，去理解其中的意义。纪录片中第二个春天的末尾关于姐姐去世场面的记录，第一感觉是难受，然后紧接着唢呐敲鼓的声音、超度的声音以及灵堂的摆设，摄影机环绕四周定格在母亲站在远处凝望。这个独特的视角展现了母亲悲伤的神情和灵堂四周的环境。固定长镜头的使用意味深长，弥补了解说词的空白，引发观众的通感，在声画同步的过程中传达了对于“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惋惜。

画面提供的信息是多重的，观众通过“感受——领悟——体味”获得美感的享受。影片中多次提及燕子飞来了，在四年的拍摄过程中，导演对于燕子的拍摄采用了不同的艺术表达手段。

例如第一个春天，燕子是在父母金婚的那天飞来的，此刻的燕子在其纪录片当中承载着“喜悦”的寓意；在第二个春天，在声画不同步的过程中画面传送母亲正在厨房忙碌的场景，而画外音则是父亲的声音告知燕子又来了。此刻燕子预示着春天的到来；第三个春天，燕子归来的场景则是通过2012年的录像展现出来渲染回忆之感；第四个春天，燕子飞回巢中弹出脑袋，镜头定格在父母的笑容。以时间为跨度毫无逻辑的镜头组接在一起，赋予了“燕子”反复出现的不同意境。“燕子”不单单是春天的象征，而将其表意特征的影像渗透到了影像语言当中，与导演的主观叙述视角相互作用就显得格外的耐人寻味。

3. 多义性寓意

纪录片《四个春天》以截取私人影像为载体对于传统纪录片的定义提出挑战，通过再现真实、意象创造、隐喻表达的艺术手段实现了从“影像真实”到“现实真实”的跨越。

3.1 再现真实

影片通过真实记录的方式再现真实。由于影片是由导演自己手持尼康D800进行拍摄，所以画面的呈现上也有晃动的痕迹。在影片当中也多次提示镜头的存在，导演没有刻意避开摄像机的存在，这种拍摄方式遵循了巴赞的影像本体论，加强了影像的真实之感。例如镜头中的父亲对着镜头说：“庆屹你在干嘛？”；母亲送走外孙，让摄像机去拍摄外孙；姐姐东拍西摄等等多个视听形象暗示着摄影机的存在。例如影片的第三部分，对于回忆录像的展示，纪录片的影像随其所处年代的变更摄像机的分辨率也有所不同。由于影片具备家庭影像的特征，拍摄过程中没有专业收音设备，纵使后期影片进行声音的相关处理，但在高清放音机下声音质量仍旧存在问题。最终影片的呈现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声音的完整性，将真实的生活片段截取与现实世界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展现在影片画面当中。

3.2 意象创造

影片中很多“意象”的创造都是基于具体事物和具体物象所派生出来的，这种具体意象和客观景物合而为一，融合成一种情感和观念，使得“意象”创造延伸出其他意义。

意象创造实际上就是一种形象性的表达。它以画面所要表达的主题为依据，服从导演的主观性叙述视角来进行选择和组织镜头。例如该片中“山歌”呈现形式的多样化：母亲做饭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哼起歌曲、看电视的时候也会跟着哼唱、跟父亲干农活时也会对唱。“山歌”在影片当中反复的出现，使得画面所要传达的内涵加以延伸。而剪辑以碎片化的重新构造将其均匀分配在各个部分，将“山歌”所隐藏的含义通过不同的事件展现出来，并将其共有的内涵意义通过人脑的加工组合在一起，凝结成一个明确的主题。“山歌”在这里不仅仅代表着贵州的风土人情，更是父母乐观豁达的人生观的集中概括。

再比如影片中各个部分重复出现的关于过年和大年初一的习惯性动作，在这部分画面的拍摄过程中“熏肠”、“腊肉”、“春联”、“鞭炮”、“烟花”、“祭祖”、“上坟”等具体的意象强化了画面所呈现的家庭传统以及渲染了浓厚的春节气息。

3.3 隐喻表达

影片中利用了画面内的对比因素形成隐喻，使画面内容脱离了本身的意义，脱离了时空关系，成为一种意义的象征。在封闭的空间内，两个房间之间的墙壁成为了将摄影机下呈现的画面一分为二的工具。此刻左边的房间母亲在缝纫机旁劳作，父亲在电脑旁剪辑视频。固定长镜头在这里的作用看似是记录相同时间段父母的日常，实则是为了表达不同的空间下父母的爱好。导演为这个饱含深意的画面留了重组的时间，以供观众体味。这个画面的呈现象征着父母生活中的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左边是物质的，是维系生活所必须的。另一边是精神的，是生活的乐趣所在。

镜头下的一些行为暗示着生活中的仪式感。例如年夜饭前祭祖烧香、大年初一上坟祭祖的行为，虽是简单的行为重复，但是却代表着平淡生活中对于传统习惯的坚守。在第三个春天关于姐姐丧葬的记录，超度、诵经、祈福、土葬等流程沿袭着家乡的传统习俗。

4. 结语

导演陆庆屹通过截取四年的生活片段进行剪辑、组合与加工，通过意象的传达将形象具体化，并借鉴纪录片观察式的拍摄方法，将其视听语言由“影像真实”上升到“现实真实”的高度。并把“私人影像”的拍摄方法划入纪录片单元，这种体验的感性认知和多义性的语意特色迎来了业内人士对于此类型纪录片的关注。

参考文献

[1]钟大年、雷建军，《纪录片：影像意义系统》，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2] Alan Rosenthal著、张文俊译，《纪录片编导与制作》，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3]Bill Nichols著、陈犀禾、刘宇清译，《纪录片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

[4]赵谦，诗意的烟火气--评纪录片《四个春天》，电影评介，2019年：2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