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影像回流与公共舆论——以NHK镜头中的中国底层画像为例

一、研究背景

自改革开放特别是本世纪初加入WTO以来，中国一直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红利。GDP在2010年超过了31年来一直占据第二的日本，直逼美国。同时通过中国安全与发展战略大布局、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上合组织、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节节攀升。而另一方面，在文化和政治领域，中国依旧比较保守。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GDP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不过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收入差距在扩大，阶层分化愈加严重，社会不确定性在上升。

在国际层面，一方面，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浪潮一直暗流汹涌。鼓吹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后举世哗然。萨德入韩以来中韩关系直降冰点。更不用说日本至今依旧朝拜靖国神社，否认南京大屠杀。可见即使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利益也是各国政客和民众思考国际关系的主要出发点。

本文的研究问题便是在全球化和跨文化传播背景下，NHK作为日本主流电视台，在涉华纪录片中呈现了怎样的中国底层影像，其呈现形式有何特点。以往研究偏向于此类纪录片塑造了怎样的中国形象以及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影响，本文试图摆脱这种基于国家利益的研究态度，将评价标准还原为纪录片是否真实地呈现了拍摄对象的生存境况；或者说，NHK对中国不遗余力地进行底层叙事有何深意。同时，本文将另辟思路，探讨当相关纪录片回流中国后，国人针对这一底层影像产生了怎样的舆论反馈，这些舆论形成对中国主流媒体的底层叙事是否带来影响等系列问题。

二、理论阐述

（一）底层研究与中国底层

底层（subaltern）一词源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当时为了避开审查，葛兰西以新词汇“subaltern classes”来指称意大利南部地区的农民，在文化政治范畴上同时也包括北部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无业者等无产阶级同盟。

底层研究主将古哈对“底层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底层指的是南亚社会中被宰制的或处于从属地位的下层，不论是以阶级、种姓、年龄、性别和职位的意义表现的，还是以任何其他方式来表现的[1]。从他对底层概念的界定以及补充说明上来看，他是根据“精英”来界定底层的，即不具有精英特质的人就可以称为底层。

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兴盛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印度庶民学派。这种由印度历史学家开创的研究路径之所以受到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底层史观”，这种历史观是印度知识界对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精英主义史观的反思与批判[2]。印度底层研究的核心人物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一再强调，并非底层研究者使底层问题得以浮现，而是在特定的环节和领域才使问题有机会浮现[3]。

查特吉在《关注底层》一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印度民族主义的历史观长期被精英主义所控制，其中既包括殖民主义精英主义，也包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精英主义。底层史观的目的就是要反对这两种精英主义。”查特吉的文章同时指出，底层研究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研究的中心问题由“什么是底层真正的形式”转变为“底层如何被表述”[4]。因此，近年来底层研究的基本取向就是放弃精英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视角，试图去倾听那些被忽视的人的声音，如农民、工人、特殊困难群体和散落无组织化的人群。作为一种重构历史与现实的全新价值取向，底层研究者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去呈现与解释历史[5]。

影像记录就是一种呈现与表述，一种以声画、光影、图像、文字等综合手段讲述历史现场的表达。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兴起的大众文化浪潮中，来自底层的弱势与边缘群体的生活状态曾经是大众纪录片与独立纪录片最核心的内容。

国内底层研究的高潮是在2004年末，当时《上海文学》《天涯》等杂志相继推出关于“底层表达”的讨论。但这一讨论主要是文学领域的。记录片领域的底层影像则主要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纪录运动”。

“九十年代中国最大和最触目的社会问题就是大批工人下岗、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形成民工潮。中国社会中数量最庞大的两个人群：工人和农民，他们的命运因社会转型而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工人阶级曾经是社会无可置疑的主流人群，工农联盟是由宪法规定的国家政治主体，但是他们今天却变成了大众传媒和影像中的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群。”1[6]20世纪90年代的独立纪录片，导演的拍摄视线一直下移，那些来城市寻找机会的打工者的遭遇、四处游荡而无处安放灵魂的漂泊者的故事都成为导演们最心动的选题。

印度的底层研究对今日中国的阶层分析是否有参考价值？比如说，印度的底层研究者始终视农民为最具底层性的阶级，站在农民的立场来考察统治和从属关系，展示农民在印度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独特过程[7]。对转型期中国来说，底层社会尚处于不断被创制的过程中。虽然研究者并没给出一个明确的关于“中国底层”的概念界定，但是，从历史到今天，中国农民所遭遇的压迫以及今天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边缘状态，都符合我们认知上的“底层性”界定。在今天中国极其复杂的语境中，与底层相关的概念，除了农民，至少还包括务工者、农民工、群众、弱势群体，甚至女人，以致时下最具有网络气息的“屌丝”与最具生活气息的“蚁族”都具有一定的底层意蕴[2]。但是，如果底层社会不仅无法得到制度化的保障实现向上流动，而且还在市场化大潮的裹挟下不断被生产出来，那么社会势必日益固化并失去弹性从而断裂和碎片化[8]。

（二）公众与公共舆论

社会学中的公众概念最初是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群体心理学这种新的学科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后来帕克在概念上界定了群体与公众的相似处与巨大差异。而把公众作为一个基本的集合实体概念进行充分论述的学者是布鲁默。他提出，公众这个术语用来指称这么一群人：1．他们面对某个议题；2．他们在如何对付该议题的问题上意见不一；3．他们介入了对该议题的讨论，围绕某个特定议题所产生的意见分歧和讨论使公众得以形成[9]。

在欧洲，把“公共”和“舆论”两个词合成一个单一术语来指称能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又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集体意见，是经过了多次较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之后才出现的2。

启蒙时期的咖啡馆和沙龙是公共舆论的最早来源，但这个概念一直具有模糊性。哈贝马斯对公共舆论的论述很有影响力，他特别强调启蒙时期公共舆论的理性与平等的特点[10]。首先，公共舆论来自理性的表达，来自积极的对话与讨论。这种讨论的目标是为了公共福祉或公共利益，它不是个人私利的冲突（公共舆论超越个人意见，反映抽象的公共利益，而不是仅仅调和个人利益，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20世纪关于公共舆论的思考）。其次，讨论是公开的，鼓励公众参与。其三，公共舆论是独立的、平等的，它服从有益的思想[9]。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定义为社会生活中人们可以聚集和自由讨论社会问题的区域。公共领域不同于官方的经济体系，也不是一个汇集市场关系的空间，而是一种话语关系，一个辩论和审议的场所[11]。“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12]125

从这段定义中可以归纳出“公共领域”的三大构成要素：公众、公共舆论、大众媒介。简单地说，公共领域就是人们公开地在论坛上交流意见。在这过程中，公众是主体，媒介是载体，舆论是本质。“公共舆论，按其理想，只有在从事理性的讨论的公众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形成。这种公共讨论被体制化地保护，并把公共权力的实践作为其批评主题。”[12]126可见，言论自由和批评公权是公共舆论的特点。

三、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本世纪以来NHK涉华纪录片中关于中国底层和边缘人群的纪录片。鉴于本文主要分析的是影像回流后的公共舆论，所以我们的分析样本必须是中国观众通过有效途径能接触并观看的NHK纪录片，而非全部NHK所拍摄的涉华纪录片。

有研究者通过对NHK节目库进行检索，发现从1953年到2012年两国关系正常化的40周年之际，NHK制作和播放的各类涉华纪录片近1 800余部（集），其中，反映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状况的纪录片共有678部，占全部涉华纪录片的39%，是数量最多的一类。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各类人物和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这两类题材增长迅速，NHK开始把关注点集中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此，有学者解释为当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后，日本人的心态变得十分复杂[13]。2010年前后，NHK开始制作了较多的反映中国底层人物生存状态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经由道兰字幕组翻译并传回国内。在近百部涉华纪录片中，本文选取了核心内容为底层画像的15部纪录片作为本文分析的纪录文本，占比15%。

本文主要为文本分析法，在底层影像部分，以入选的纪录片为文本案例，一方面通过对纪录片内容的分析，归纳其所呈现的中国底层影像；另一方面在公众舆论部分，以国内社交网络上的相关话题文本与媒体报道为对象进行分析，总结出不同群体各自的倾向与立场。

四、研究发现

（一）NHK的中国底层画像

通过对NHK涉华底层纪录片的大致浏览，发现其主要聚焦在生计、亲情、留守儿童、教育等主题上。再根据前文所述的筛选标准，本文选择以下15部以底层画像为核心的纪录片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见表1。

表1 本文重点分析的NHK“底层画像纪录片”表     下载原表

 表1 本文重点分析的NHK“底层画像纪录片”表

对这些纪录片进行文本细读可以发现，NHK涉华纪录片中的底层影像主要聚焦于一个核心、三大主体和一对关系。一个核心指的是生计，工作对于底层人群来说是生存之本，底层生态围绕着这一核心展开，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其他社会关系。三大主体指的是父辈、儿童和青年，父辈作为老一代农民工，从落后内陆奔向发达沿海谋求生计。儿童作为前者谋生的目的同时也是障碍，被留在老家由祖父母照看而成为留守儿童。原本应该和谐融洽的亲子关系因此产生了隔阂和矛盾，为家庭冲突埋下伏笔。而作为儿童成长起来的青年，不管是继承父辈农民工的身份去从事廉价劳动，还是通过大学教育迈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在NHK的镜头里都不容易。

以下是通过文本细读梳理出来的NHK涉华底层纪录片的叙事框架。见图1。

下文将根据这一框架来对这些纪录片塑造的中国底层影像进行具体分析。分析将围绕着三大主体展开：父辈的艰难务工和对回家的执着、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和教育问题、底层青年被封堵的上升之路。

 图1 NHK涉华底层纪录片叙事框架

图1 NHK涉华底层纪录片叙事框架   下载原图

1．父辈：异乡的谋生之道

生计作为底层人群的生存之本在NHK涉华底层纪录片中是一个核心议题。该议题的影像呈现体现了NHK对中国底层生态的基本认识。中国底层人群从事的职业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有务农，有外出打工，还有在本地企业工作。但在NHK的镜头里，底层人群从中西部流入东部发达地区从事廉价劳动已经成为了标签性的形象。特别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更是如此。

《遥远的亲情》（2011）展示了农民工在经济不景气下的艰难谋生历程。影片聚焦于天津一个农民工村，该村有大量来自内蒙古的务工人员。其中31岁的张建平外出打工已有15年，如今辗转天津却找不到工作。妻子打着日薪30元的零工，还常被拖欠工资。唯一的儿子手臂受伤需要的三万元手术费只能是妄想。临近过年，夫妻想给孩子买个玩具飞机，却怯于100多元的价格，最后带回家只值3元的金鱼。

虽然这部纪录片的主要内容是老一代农民工的艰难生计，但也涉及了其它主题：儿童、青年、教育、亲情。事实上，这些元素都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特别是“家庭”对于理解农民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在大多数情况下，抚养家庭的需要是他们背井离乡的动力，而“抛弃”家庭又是外出务工的不得已之举。缓和这种矛盾的便是一年一度的春运。

《返乡潮》（2009）表现了农民工春运返乡的艰难过程。春运是当代中国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运动。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候鸟般在短短几天内跨越上千里从沿海回到内地。影片聚焦于春运期间的广州火车站，以两拨人的回家路为线索，表现了春运期间发生在旅人身上的辛酸苦楚。

这两部纪录片共同勾勒出了中国老一代农民工的群体影像。他们因生计和抚养孩子的需要从内地奔赴沿海，艰难地寻找着能用体力胜任的工作。这类工作往往由工地提供，工作内容既苦又脏。家庭是农民工的羁绊，每年一度的春节是最大的节日，他们会尽可能回家和家人团聚，几天之后又踏上外出务工之路。

NHK镜头中的底层人物一般都生长在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因此，小人物的琐碎故事融合了大时代的背景难免引发许多悲壮的豪情。NHK对转型期中国的关注以这种“宏观选材，微观叙事”的方式呈现了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它不仅让日本民众看到了一个经济上迅速发展但同时存在诸多问题的复杂中国，也让中国人通过影像回流反思他者镜像中那个真实存在的自我。

2．儿童：留守的孤独身影与教育缺失

当纪录片关注底层时，儿童是无法回避的一个群体，特别是在环境相对恶劣的社会底层中。通过对儿童的考察，可以对中国未来的阶层走向进行前瞻预判。NHK涉华纪录片对儿童的影像呈现是基于其留守儿童的标签之上的，这与底层人群的农民工身份一脉相承。具体的影像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留守儿童的家庭关系，二是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妈妈回来吧》（2006）表现的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留守儿童作为农民工的“衍生品”大量出现。亲子隔离产生了教育缺失、母子生疏等问题。NHK将镜头聚焦在四川省复桥镇的三位留守儿童身上，通过她们的故事来表现留守儿童的生存困境。

这部纪录片对留守儿童家庭问题的呈现是比较全面的。三位主人公代表了留守儿童的三种类型。纪录片通过在春节前后对她们故事的记录，展示了农村留守儿童形式多样而同样心酸的生存境况。托尔斯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农村留守儿童对亲情的渴望和对离别的无奈。

纪录片还反映了主要由留守儿童组成的乡村小学的境况。在这里，教师经常扮演着父母的角色，承担着父母的责任，而学校在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中也起到了家庭的作用。除了学业教育之外，学校还负责加强孩子对父母的理解，弥补两者因长时间疏离造成的心理鸿沟。

关于这方面的影像呈现，《深山分校》（2008）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本。影片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山村代课教师的视角，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山西紫阳24岁的冉兰在油房小学的代课经历。在表现留守儿童教育困境的同时，也反映了代课老师群体的艰难处境。

NHK涉华底层纪录片塑造的底层儿童影像都与贫穷、留守、可怜等关键词相关。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反映了底层儿童的生存困境。同时也暗示，这些孩子或许会因为幼时亲情的缺失和教育的薄弱，存在长大后难以和其他同龄人相竞争的潜在隐患。

3．青年：封堵的上升之路

NHK非常关注中国底层年轻人的生存境况。这种关注主要分为两大方向：其一是指向意图通过高等教育摆脱底层身份的年轻大学生；其二是指向那些早早辍学而重走父辈之路的新一代农民工。

对于底层，通过教育来改变自身命运是最有效的途径。但大学扩招导致学生数量猛增，近年来经济又不景气，就业市场供过于求。底层青年因幼时亲情的缺失和教育的薄弱而缺乏竞争力，导致毕业后就业频频失利，难以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这便是“阶层固化”，也是NHK呈现的中国底层大学生的影像。

《蚁族之歌》（2010）讲述的是大学生“蚁族”在上海求职的艰难历程。影片从上海著名的求职旅馆入手，这种旅馆为来上海求职的大学生提供廉价住宿，每个房间住68人，每晚40元。相对低廉的价格吸引了大量应届和往届大学生。通过小小的求职旅馆能一窥中国底层大学生的生存境况。整部纪录片的基调是比较悲观的，但这种悲观不是纪录片主观臆造出来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真实反映了当前底层大学生求职的艰难。

《农村少女和中国的六年》（2010）讲述的则是中国底层年轻打工者的奋斗历程。改革开放30年，第二代农民工开始涌现。这群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以父辈蓬头垢面的形象出现，更多地从事代加工和服务行业。通过对他们的观察，可一窥中国新生代底层的生存情况。

通过比较这两部纪录片可以发现，不管是期望“鲤鱼跳龙门”的底层大学生，还是重走父辈路的新一代农民工，摆脱底层的欲望是同样强烈的。而从结果看，新一代农民工通过踏实的劳动得到扎根城市的机会，而底层大学生求职失败依旧流浪在城市底层。这表现了NHK对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认定以及对中国大学生认可度的下降。

新一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之间也有很大区别。首先是工作环境上，新一代农民工有机会到跨国公司干净整洁的工厂工作，而很多老一代农民工只能在工地等地方干着又脏又累的活。此外，老一代农民工的思维大多是赚钱回家供孩子上大学，而新一代农民工有着更强烈的在城市扎根的愿望。这些区别反映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新农村人”对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

4. NHK呈现底层画像的选择性倾向

NHK涉华底层纪录片的内容是否真实无据可查，但参考当前的中国底层，大致可认定其塑造的底层影像是真实可信的。

首先，从拍摄对象的选择上来看，NHK对留守儿童、农民工和底层大学生特别关注，这些人群构成了底层的主体，代表了底层的现在和未来，从这点看NHK的焦点是准确的。但对具体人物的塑造却带有标签化嫌疑，特别是在塑造底层大学生时较为明显。在中国，教育是年轻人摆脱底层的有效途径，每年都有大量底层大学生通过校园招聘找到属于更高社会阶层的工作，但为了证明中国社会阶层已经固化，在《蚁族之歌》中出场的大学生都是毕业即失业的失败者类型。这类人在底层大学生中当然存在，但能否代表整个底层大学生群体则有很大疑问。

其次，这些纪录片的制播时间集中在2008年至2012年，甚至直接以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为背景。这两大盛事对塑造中国正面形象意义很大，在日本也引起了对中国崛起的强烈关注。2010年前后，NHK关注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现实问题的纪录片陡然增加，在此时NHK推出较多的底层题材纪录片，这不能不让人思考其中深意。比如，《激流中国》从2007年4月到2008年7月，共播放13次，记录片中关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呈现的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医疗资源供应不平衡等问题，不仅深深刺痛中国人的神经，也使普通日本市民在心理上对中国产生某种反感。

另外，在这些纪录片中出现了较多的日本元素，特别是在《农村少女和中国的六年》中非常明显。严建丽打工的工厂是日企明阳电气；在中国从事房地产开发的是日企大和房屋；杨叶静也是在日企上班，精通日语。在中国题材纪录片中出现如此多的日本元素，而且这些日本元素都以建设性的形象出现，这说明NHK在塑造中国底层影像的同时也在传播日本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建设作用。

虽然NHK涉华底层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不大，但对真实素材的处理有着较强主观性。这种主观性虽然不影响纪录片对中国底层的影像呈现，但偏离了中立性的要求，造成了一定偏向的传播效果。

（二）影像回流形成的公共舆论

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镜子作为一个外部媒介，使我们变得完整，自我与镜中影像的关系由此构成“想象界”的范围，人类正是作为“想象界”开端的镜中自我进入社会中的“我”。自我的建构离不开自身，也离不开自身的对应物———他者。而这个“他者”就是来自镜中自我的影像，是自我通过与这个影像的认同来实现的[14]。拉康的镜像理论和笛卡尔的自主观是互相对立的，他的去中心化主体理论认为，自我是在一种外在环境中，被自身无法掌控的外部力量所决定的。

可以说，人们通过观看NHK的纪录片，在一个他者的参照下形成了对自我的认识。人们在纪录片中寻找自我，而它却外在于我们，总是作为一个他者而存在。这些年，NHK对中国题材的关注超出我们能够想象的程度。本世纪以来，NHK涉华纪录片的数量呈跳跃式增长，年平均首播量达到78.4部（集），从2000年至2012年，共有近千部涉华纪录片在NHK平台播出。为了促进传播，网上出现了专业的工作团队———道兰字幕组———向国内观众翻译最新的纪录片。通过这种方式NHK纪录片开始源源不断回流中国，扩大了NHK纪录片在国内的受众规模，同时在各大社交网站产生了相关的公共舆论。在观看NHK呈现的中国底层影像的同时，中国观众也将其与原有认知进行比较，从而决定是认同还是反对。这一过程既是观众重塑国家认知的过程，也是自我身份通过他者镜像得以确认的过程。

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归纳NHK塑造的中国底层影像对国内受众认知所产生的影响。

1．受众视角：社交网络舆论状况

这一部分主要对国内观众在各大社交网站上的留言、评论进行文本分析，总结出国内受众对NHK涉华底层纪录片的舆论反响。本文将微博、贴吧、豆瓣三大网络社交平台作为研究范围，原因在于这三者分别代表了国内最受认可的公开性的社交平台、兴趣导向的网络社区和专业性的影评平台。经过搜索整理结果见表2。

表2 NHK涉华纪录片在各社交平台上的舆论影响力     下载原表

 表2 NHK涉华纪录片在各社交平台上的舆论影响力

对平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豆瓣搜索结果要多于贴吧和微博。豆瓣作为专业的影视交流网站，用户主要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中青年人，而贴吧、微博更偏向大众群体。由于豆瓣的评论数量比贴吧和微博多，而且后两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提供资源下载等缺乏分析意义的内容，因此本文将以豆瓣短评为目标文本对国内公共舆论进行分析，并以评论数量较相近的两部纪录片《蚁族之歌》和《返乡潮》为案例进行文本分析。

这两部纪录片中《蚁族之歌》评分最低且最具争议性。将其豆瓣短评按照认同、反对、中立、其它进行编码，编码后的数据显示结果见表3。

表3 对《蚁族之歌》的豆瓣评论统计     下载原表

 表3 对《蚁族之歌》的豆瓣评论统计

可以看出，国内观众对NHK呈现的中国底层影像，特别是在《蚁族之歌》中表现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主要持认同态度，这种倾向的帖子占了近46%。而反对的声音也不弱，有17%的帖子认为这部纪录片存在问题。可见关于纪录片中呈现的中国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另外还有16%的观众持中立态度，21%的观众态度不明确。

认同的态度中包含着人们普遍感慨NHK呈现的底层大学生艰难生存状态的真实性，能把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对中国当前的教育制度提出批评。观众认同NHK善于从个人故事着手揭示严肃的社会问题，对片中涉及的政府为塑造城市形象，在世博会期间强行赶走求职旅馆中租住的学生的行为提出批评。大部分观众还是能借片子中体现的残酷现实自我勉励，“从另一个国家的视角，来观察整个国家的就业，有一种讽刺的感觉，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每一个国家都有‘蚁族’一说，看完后虽感觉压抑，但看日本人眼中的我们，有个镜子自勉，也是不错的”（网友评价）。

而部分反对意见主要认为，大学生就业难这种现象很正常，世界各国底层青年的遭遇大致相同，不仅中国如此。有网友就说，“东京一样有这样合租的几平米的小屋或者常住网吧和胶囊旅馆的靠打零工谋生的年轻人，其它亚洲大城市也是一样，没什么好说三道四的”。由此质疑NHK的拍摄动机，怀疑导演是别有用心，并且批评纪录片的叙事不够深入，认为蚁族这个人群的居住环境与生活状态、心理世界要远比短片所描述的更为复杂和不可思议。但最后依然相信“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会是更好的中国”（网友评论）。

正如在前文指出的，《蚁族之歌》的拍摄对象代表性不足，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从豆瓣评论可以看出有相当一部分观众也认为如此。因此关于这部纪录片的争议较大，正反方逻辑都比较清晰，有理有据。比较意外的是观众并没有借此对政府进行恶意批评。这说明国内观众更倾向于理性思考，承认社会发展过程中确实会存在一系列问题，而政府不是唯一原因，个人也需要自省，同时维护国家形象的意识也比较明显。

以同样的方法应用于《返乡潮》，得出数据见表4。

表4 对《返乡潮》的豆瓣评论统计     下载原表

 表4 对《返乡潮》的豆瓣评论统计

从表格数据可以看出，国内观众对《返乡潮》这部纪录片的认同态度是占绝对主流的，达到了70%，远远高于《蚁族之歌》的46%。反对的帖子也只有8个，只占5%。由此可见，这部纪录片在国内不仅评价高，争议也很少。

这种高评价包含了观众对NHK温情化呈现的暖暖的人情味的极大认同，有观众的评论非常具有代表性：“春运的故事，从站前广场到候车室、从归乡列车到离大城市千里之遥的山村，这段路算是发展中的中国巨大的裂痕，城乡、贫富、现实与梦想，各种激烈的碰撞，但当看到这些人就觉得这片土地依然充满希望，谢谢NHK把温暖的镜头给了他们。”同时，评论还对NHK叙事手段给予较高的赞扬，认为NHK虽然有些地方“擦了粉底”，有些地方“用了刻刀”，但它还是对得起纪录片三个字，尽可能地还原了中国社会肌理的现状，温暖亦温情，当然也有隐隐作痛，不过终究是令人感动的。尤其是NHK镜头中的普通中国人形象令人动容，“你为他生活泪目，他却一直在笑，你感叹他的艰难，他却说苦中可作乐，你怜悯他太贫穷，他说自己明明很幸福，你说他们聚少离多，他说能团聚就好。中国人的幸福好像是一种信仰，无关乎物质只关乎内心。深陷泥潭却可以心在天堂，这种幸福凡人勿扰”（评论）。此外，基于对NHK的认同，许多网友也批评了当代中国本土纪录片的责任缺失，认为本国纪录片反而缺乏对底层人民的关注。

对本片持反对态度的本质上反映了两种倾向：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前者是对境外媒体涉华负面报道的全盘否定，后者则是另一个极端，即希望境外媒体负面化地披露中国的社会问题。这些都是非理性的狭隘态度，但鉴于其在所有评论中占极小数，可以认为大多数中国观众都是理性的，基本上都持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来看待NHK呈现的中国底层影像。

综上所述，NHK涉华底层纪录片回流国内后在微博、贴吧两个大众化社交网络以及豆瓣上形成的相关评论，形成一定的公共舆论，其影响集中在拥有一定知识水平的文化青年群体。这些文化青年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辅之以理性的态度评价NHK塑造的中国底层影像，且认可度较高，反对数较少，也很少有人借题发挥对政府进行恶意批评与攻击。

除了以上两部纪录片之外，我们也对NHK其它涉华底层纪录片回流至国内后所引发的公众讨论进行分析，并发现公众的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较有特点：

一方面，许多观众把自我延伸至片中人物或从片中人物借得自我，从而完成自我身份认同并形成共鸣。许多身处北上广的白领依然能在《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1 500日元的年轻人们》纪录片中看到自己的身影，在豆瓣上获得最多评论回应的就是对身份认同的深刻认识。“生活在北上广大城市的高级打工者们，其本质跟三和大神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就是三和大神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而很多拿着大学文凭的年轻人却恍惚觉得自己不属于社会的底层，他们还有一颗文艺的心。”（豆瓣评论）这条评论底下共获得886条回应，1 091条的点赞。从众多评论内容来看，观众认同NHK挖掘的社会底层背后投射出的社会问题，并由此生发关于留守儿童、教育公平、社会保障、阶层固化等问题，在豆瓣评论区域，因共鸣而发出理性声音的人们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意见，他们在互动中达成某些共识，并因为互动而对公共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

另一方面，在三大平台的现有评论中，可以发现大部分关注NHK中国底层画像纪录片的观众能更真实地表达自我，人们积极利用不同的机会来表达各种观点，对某一问题作出回应。因此，在身份认同的基础上，他们很容易形成舆论的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少数派重要的观点也能得到强有力的表达。因此，在三大平台上，NHK涉华底层纪录片回流至国内后所产生的观众意见呈现整体多元化的趋势。

2．把关人视角：大众媒体的报道态度

在百度新闻上以“NHK、纪录片、中国”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找到相关新闻435篇，但其中有大量相关性比较弱的内容，相当一部分新闻报道与NHK制作731部队的历史题材纪录片相关。而真正涉及NHK中国底层画像的报道与评价的文章约为12篇，笔者阅读全文后根据报道倾向进行分类整理得到表5。

表5 国内媒体对NHK底层纪录片的报道统计     下载原表

 表5 国内媒体对NHK底层纪录片的报道统计

笔者就现有的12篇新闻进行分析，发现其中主流媒体认同的内容大多是NHK纪录片中较为正面或是敏感度较小的部分。如人民网在《〈中国铁道大纪行〉为何大受欢迎》中写到，通过这部纪录片，“日本观众为中国的壮丽山河所吸引，为中国普通百姓的热情质朴所感动，也为对中国的误解与现实的差异而惊讶”。这种类型的报道往往服务于一个最终主题———中日友好，“当前的中日关系正需要多传达一些客观、单纯、感人的‘没有（误解和偏见）’之旅。这不仅是两国媒体的责任，也是双方百姓的希望”[15]。

来自观察者网的报道比较隐晦，它没有明确表达自身态度，而以内容呈现的方式进行了肯定。这反映了体制内媒体在处理负面传播话题时的谨慎和保守。而对NHK呈现的底层影像的直接正面报道，则来自《南都周刊》《时代周报》、凤凰网、网易新闻等偏自由化的媒体。《日本纪录片〈麦克〉：NHK怎样记录中国》从导演和制片的角度分析了NHK缘何青睐中国题材、纪录片应如何反映中国某个时代某个方面、日本观众如何看待这些现象等问题。

《NHK，来自他者的眼光》从观察视角、制作水平、内容质量、社会意义各方面肯定了NHK，甚至称其“比我们还了解自己”。文中不乏“就质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题材的纪录片，无论叙事、影像、深度、广度，NHK的纪录片都是一座标志性的高峰，远远超出中国国内和欧美国家的其他同类作品”之类的观点。此外，文章还广泛引用了相关知名人士的观点，如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制片人李伦认为“我们的纪录片要赶上NHK，一定比我们的汽车赶上丰田要晚”，梅地亚中心电视业务部总监刘斌认为“NHK的尺度把握得非常好”[16]。

而持反对态度的主要是中国新闻网、人民网等主流媒体，但他们并不否定NHK呈现的底层影像的真实性，而是对其拍摄手法和价值倾向有所质疑。如中国新闻网的《日本NHK电视台承认纪录片存在过度表演》就是针对NHK在纪录片摄制过程中采用的场景还原、搬演等手法的隐性批评。

综上所述，国内媒体对NHK镜头里的中国底层影像大体呈认可态度，没有因其“揭黑”而否定。自由化程度较高的媒体更是公开表达认同态度。而主流媒体则针对其中敏感性较低的部分进行了报道。此外反对意见大多比较隐晦，针对的也是摄制手法等技术性问题。

五、结论

综上，NHK呈现的中国底层影像总体上是客观真实的。虽然许多声音认为它涉及负面的题材过多，对中国国家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今中国社会确实存在这些问题。当然NHK在摄制这些纪录片时并没有秉持中立立场，在人物塑造、时间点选择、掺入日本元素上看是存在“民族私心”的。但纪录片带来的警醒意义更加值得关注。

NHK镜头中的中国底层影像围绕着三代人来展开：父辈、年轻人、儿童，这三类人囊括了底层社会的中坚人群，因此呈现的影像具有广泛代表性。父辈一律是从内地奔赴沿海的农民工，孩子都是留守儿童，这种设定虽然有标签化的嫌疑，但对于当前中国底层来说确实很典型。家庭关系是NHK观察中国底层的另一重要视角，在NHK镜头里，因为生计问题而疏离的亲情关系是家庭和谐的隐患，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也体现了NHK的人道主义关怀。年轻人作为未来中国的中流砥柱也得到了很大的曝光率，但NHK纪录片里的底层年轻人不是重走打工之路就是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这种形象塑造忽视了有一大批底层大学生通过教育迈入更高社会阶层的事实，所以有失偏颇。

关于NHK涉华纪录片回流国内引发的公共舆论，本文研究发现NHK在国内影响了一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中青年人群，他们在豆瓣、微博或者贴吧上的发声使更多人有勇气直面今天城市化进程中的底层困境，并寻求理性的解决途径。人们对NHK关注底层人群的影像的评价通过微博的转发，贴吧的发酵，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公共话题，它关注被经济高速发展遮蔽下的贫富差距，关注年轻人失去奋斗热情日益“佛系”的深层原因，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创伤可能对未来社会的危害，关注不同时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等。就产生的舆论文本来分析，可以发现国内观众大多持理性的态度，就事论事，没有明显的恶意批评现象。同利益相关者和制度制约者相比较，普通的受众更能对传播内容做出理性中立的舆论反应。

媒体界大多也认可NHK呈现的中国底层影像，特别是以《南都周刊》为代表的媒体认为其“比我们还了解自己”。同时这也反过来促使中国媒体反思主流媒体应如何承担底层叙事的责任，弥补底层在主流影像叙事中的空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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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刘文.拉康的镜像理论与自我建构[J].学术交流,2006(5).

[15] 曹鹏程.日本NHK电视台纪录片《中国铁道大纪行》为何大受欢迎[EB/OL].(2008-02-18)[2018-09-01].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6889328.html.

[16] 彭远文.NHK,来自他者的眼光[J].南都周刊,2010(4).

注释

1参见吕新雨：《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载于《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09)---1949至2009：共和国的媒介、媒介中的共和国论文集》，2009年。

2参见Speier,H.(1950).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ublic opin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55,376-388;Lazarsfeld,P.F.(1957).public opinion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Public Opinion Quarterly,21,39-53;Ginsberg,B.(1986).The captive Public:How mass opinion promotes state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