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中最后的堂会
齐如山在结识梅兰芳之前，曾经留学法国。他常和外国友人聊起京剧，外国人要么如听天书，要么不予置信，这样的交流很让这位学贯中西的“梅党”失望懊恼。齐如山曾说：“到民国十年前后，我就动过一次脑筋，想着把国剧搬到西洋去演演。但因事体关系极大，为难的地方也很多，不易实现，所以脑筋一动也就过去了。”
民国十年的北京，京剧还来不及登上异域的舞台，却已与一个逝去的王朝完成了最后的告别。1923年10月，以前清端康太妃五十寿庆的名义，梅兰芳、杨小楼等京中一众好角儿应邀在紫禁城漱芳斋连唱了3天堂会，这是京剧艺人最后一次登临宫廷舞台。这一天演了13个小时，赏银一共是7975块大洋，创下了赏银的最高纪录。
一年后，冯玉祥将军发动了“北京政变”，革命军仅用了两个小时，就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革命军为了庆祝胜利，也唱了3天堂会。革命军的赏银远不及皇帝的多，时年8岁的宋宝罗从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手里接过了两块大洋和一把花生，却得到了更多的掌声与笑声。“北京政变”后紫禁城易名“故宫”并向游人开放，古老的京剧彻底走出这座皇家宫殿，开始寻找自己的位置。
梅家每日至少两席
从皇家的犒赏到大众的宠儿，对大多数京剧名角儿而言算不上是什么坏事。相传上世纪20年代初紫禁城刚刚装上电话，年少好奇的逊帝溥仪随手拨出的两个号码，一个属于当年的北大教授胡适，另一个就是京剧名角儿杨小楼，可见名伶之地位。此时的京城，“四大名旦”的说法虽然尚未出现，但戏迷票友的广泛追捧已使二十几岁的梅兰芳成为梨园事实上的第一人。1922年，梅兰芳退出自己担纲头牌的崇林社，组建承华社。此时的梅兰芳，台上是高贵典雅的婀娜女子，台下是西装革履的谦谦君子，“梅大王”的说法由此不胫而走。
当时，梅兰芳的票价大概是一个小学老师工资的两倍，若100块现大洋可以买一个小四合院，那梅兰芳每次演出所得足可买一套小院，若是外地巡演则所得上千上万元不止。或因诚心捧梅，或因附庸风雅、联络演出，甚至仅想一睹梅大师芳容者，终日鞍马盈门，梅家为了接待络绎不绝的访客，每天至少得准备两席饭菜。这既让梅府当差的用人们多了些抱怨，却也留下了至今依然蜚声京城的私房菜“梅府家宴”。
当年常来常往于梅家大院的众多京城名士中，数十位核心成员被时人戏称为“梅党”。从政府大员李释戡到报界翘楚黄秋岳，从财力雄厚的银行家冯耿光到幕后代为操刀编戏的“戏口袋”齐如山，众星捧月中由来已久的“捧角儿”行为，其实已从最初的个人志趣开始向一种职业悄然演进。
向艺苑明星华丽转身
在齐如山等众多“梅党”的帮衬下，到上世纪20年代中期为止，梅兰芳已经相继排演出《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天女散花》、《霸王别姬》等新编剧目，红极一时。朝夕与共的日常排练中，齐如山将京剧的表演艺术归纳为“无声不歌，无动不舞”八字箴言，在这一观念主导下，梅氏演唱逐渐形成雍容华贵、富丽典雅的风格，并率先在舞台上独树一帜，成为时至今天依然绵延不绝的“梅派”。
梅兰芳的代表作《霸王别姬》，一段南梆子传唱至今。令众多的戏迷难以忘怀的，是梅式唱腔那温婉的吐字以及和美的嗓音，细腻的像是沉淀千年的美酒。今天的人们在评论梅派唱腔特点时惯以珠圆玉润形容梅派演唱的意境，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梅派的美学风格，在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中，最接近中国传统美学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有人说，中国京剧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逐渐呈现出“雅驯化”的迷人丰姿。这样的说法背后，是京剧在行走到一个以旦角为王的时代节点后，伶人与文人间合作风潮的盛行。正是在文人学士陪伴下，多少原本大字不识的京剧艺人开始舞文弄墨，感悟着京剧之外的艺术熏陶和滋养，而此时的梅兰芳在齐如山的指导下，已经率先向具有“民国范儿”的艺苑明星华丽转身。
泰戈尔写下赞美诗篇
1919年，曾经的“梅党”成员、年近花甲的罗瘿公领着一位少年走进了梅兰芳的居所。以一幅由徐悲鸿精心绘制、罗瘿公亲笔题诗的《天女散花图》为厚礼，这位少年从此拜师梅氏，有幸成为梅兰芳所收的第一位弟子，他就是之后“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在投师梅兰芳之前，罗瘿公对程砚秋的栽培已经整整3年，经“通天教主”王瑶卿指点，程砚秋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唱腔，人称“程腔”，敦厚的梅兰芳对此显然心知肚明。几个月后，他把自己的一出私房本戏《贵妃醉酒》的一招一式全部传于程砚秋，并在日后的演出中有意让程砚秋代为登台。靠着这出《贵妃醉酒》，程砚秋在京师戏园一炮打响，从此跻身名旦的行列。而在往后的演艺生涯中，梅兰芳也终于有了一位可堪匹敌的竞争对手。
1924年，梅兰芳迎来了他演艺生涯中最大的一位捧角家、印度著名诗人、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在看过梅兰芳演出的《洛神》后，泰戈尔写下这样的诗篇：“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语言的面纱/遮盖着你的容颜/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缥缈的云霞/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
程砚秋红遍十里洋场
上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高速发展期，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时尚之都。一种叫留声机的新鲜玩意儿在十里洋场出现，伴随着徐徐转动的唱盘，铜管喇叭里传来的是让时髦的太太小姐们欲罢不能的京剧名角儿们动听的演唱。“听唱片”由此成为当时的上海人极为热衷的时尚，据说为了买到一张新近唱红的京剧唱片，英国谋得利洋行在上海开设的唱片销售店门前经常排着长龙。
1908年，一位叫乐浜生的法国人在上海成立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生财有道的法国人请来了谭鑫培、刘鸿声和汪笑侬等当时的京沪名角儿录音，然后寄回法国制成唱片返销中国，中国的唱片工业由此在法国人风生水起的唱片生意中正式起步。上海市衡山路811号，曾经是中国最早的唱片录制公司法商百代唱片公司的所在地。京剧大热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马连良、杨宝森等众多京城名角儿，都曾受邀在此录制唱片。一张小小的唱盘，不仅让当年的百代公司挣得盆满钵满，也让赶上好时候的京剧名角儿们在舞台演出外多了一个颇为可观的收入渠道。
据不完全统计，到1930年，有过灌录唱片经历的京剧艺人已达100余位，截至1936年，据当年出版的《大戏考全集》记载，灌录唱片的京剧唱段已达1500多段。
1922年10月，程砚秋率领自己创立不久的和声社首次登临上海的舞台。在程砚秋开启沪上之行前，罗瘿公早已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通过电话向上海、南京等地的好友介绍过北京旦行的后起之秀程砚秋。与此同时，中国银行的副总裁张嘉王敖则在罗瘿公的授意下，调动沪上大小媒体，为程砚秋的演出先行进行了一番密集的造势宣传，沪上戏迷早已翘首企盼，演出当天，戏园之外停放的汽车就达200余辆，马车则不计其数。
半个月后，百代唱片公司的录音棚里，迎来了刚刚红遍上海滩十里洋场的著名旦角程砚秋。伴随着徐徐转动的唱盘，“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留下了他演艺生涯中的第一张唱片《大登殿》。从此往后，程砚秋和梅兰芳这两个名字，开始被大江南北的戏迷票友习惯性地联系在一起。
齐如山和《中国剧之组织》
上世纪20年代末的京剧舞台，“四大名旦”的说法早已深入人心，所谓“梅兰芳的样、程砚秋的唱、尚小云的棒、荀慧生的浪”这样的坊间说法，呈现的其实仅是京剧本身的流派纷呈与众芳争艳。
1915年秋，梅兰芳在驻华美国人举办的一次晚会上演出，再度点燃了齐如山将京剧带出国门的多年夙愿。一出《嫦娥奔月》令在场观众无不倾倒，当年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之后的一次演讲中宣称：“若欲中美国民感情愈加亲善，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这对齐如山而言，不啻为一种召唤。事实上，在齐如山的策划下，梅兰芳已经先后两次赴日本成功演出，但在只有话剧传统的西方，偏重虚拟与程式化的京剧表演要被接受，还需要谨慎掂量和精心准备。
除了一如既往地为梅兰芳编写、排演新剧，齐如山开始为赴美演出紧张筹备。为了让美国观众对京剧及其表演常识有初步了解，他专门找来了一位姓孟的京城画师，先由自己将京剧表演细分为剧场、行头、脸谱、乐器、角色等15个大类，然后依类每天为孟画师开出单子，请他依据文字描述的内容描画插图。
看似简单的图文转换，在没有任何资料和经验可供参考的当年，绝非轻易。1928年底，全部书稿终于初步完成。司徒雷登应该是它的第一位读者，因为出版之前，正是在他的帮助组织下，燕京大学十几位精通英语的教授先后投入到书稿的翻译工作中。这部名为《中国剧之组织》的册子，成为中国京剧史上形象系统地介绍京剧艺术的开山之作。
来自美国的加急电报
在梅兰芳赴美的前两天，齐如山接连收到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从美国发来的两封急电，第一封电报说：“此间发生经济危机，请缓来。”第二封电报则说：“如来要多带钱，十万元之外，非得多筹几万不可！”为了此次赴美演出，仅在置办演出服装、鞋帽等项目的花费上，梅兰芳个人投入的资金已高达5万元。梅兰芳听到电报内容后沉思了十来分钟，然后态度坚决地说：“欢送会开过了，船票已买，如突然变更，恐将成为笑柄。我决定如期出行，我必须冒这个险。”
1930年1月18日，在长达两年的紧张筹备后，梅兰芳赴美访问演出团24人从上海正式启程。2月17日，雪花飞扬的纽约百老汇第四十九街戏院，梅剧团在美首次正式亮相，当年好莱坞的摄影师们留下了《刺虎》的表演片段，这也是迄今为止能看到的梅兰芳最早的影像了。据史料记载，当晚的演出直到一阵锣声、台上绣幕忽然垂下大家才苏醒过来，之后便疯狂地鼓起掌来，人声嘈杂，戏院内顿时变成了棒球场，直至把梅兰芳逼出来谢场5次，人们才逐渐安定下来……第二天起，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期的美国演出市场，梅剧团演出一票难求，定价5美元的门票在黑市中很快被炒到18美元。从纽约到华盛顿、从芝加哥到洛杉矶、从旧金山到檀香山，总计72场、历时将近半年的巡演所到之处，一路相随的是鲜花掌声与合影留念，梅兰芳说：“兰芳所表演的是中国的古典戏曲，诸位此举，是对中国文化的赞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