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在死亡后洞悉真相吗？

文/周艳。作者简介：周艳，原央视纪录频道副总监，北京雅迪文化总裁。纪录片代表作《大国崛起》《公司的力量》《与全世界做生意》等。

每部纪录片，都不可避免地被问到一个问题：片子里说的，都是真的吗？

其实，没有人能回答。只有上帝视角，才是全知全能的。所以，真实对纪录片而言，听起来像是底线，其实是金线。

每部故事片，也都不可避免地被问到一个问题：片子里的故事，好看吗？

为了创作出独一无二的好故事，编剧和导演们穷尽所能。但是，个体有限的生命历程，常常限制了我们的想像力。

电影《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打算同时面对上述两个问题。

这是一段记录在案的确凿历史，这也是一个极其戏剧化的故事。

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两起互不知情的刺杀。两伙刺客，两个刺杀对象——民国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

枪声响起在1931年7月，上海火车站。有人遇刺身亡。两方刺客都认为自己行动成功。

然而，这两个声名显赫的被刺对象，正如我们从历史书上早已知晓的那样，都没有死于1931年。他们是怎么逃过这一劫的？死的人，又是谁？

人类天生喜欢听故事。听完又总爱问一句：这故事是真的吗？看完这部电影，很可能也会问出这一句。

无数被淹没在漫漫岁月里的故事，当你向它问出这一句时，它已经感激不已。

可是，又如何才能还原彼时彼刻？

2010年冬天，央视纪录频道开播在即，最后确定的LOGO是一个蓝色立方体的两面。立方体本该有的第三面被空缺了，视觉上它是不存在的，但这不存在，恰恰可能是任何一种存在。

当时想的一句定版词是：“凡事多看一面，无限接近真实。”真实只能接近，无法抵达。这已经是纪录片的极限了。

那么，究竟谁才能看到最多面呢？

纪录片总以客观的第三方自居，而《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的叙述者，却是第一人称的“我”，一个典型的主观视角。

“我”是谁？开篇就有了清晰交代，到结尾，才给出正确答案。

看到最后会知道，导演煞费苦心地让“我”来叙述，因为“我”正是各种意义上的第三方，是最想破解迷团的人，也是离上帝最近的那个人。

影片中的“我”有这样一段旁白：“你一定会奇怪，我怎么知道得这么多？是的，很多人只能看到过去，而我，还能看见未来。”——可惜，这是在死亡之后才能看到的，否则就可以阻止死亡的到来。

是的，“我”之所以成为无所不知的讲述者，因为，那个遇刺身亡的人，就是“我”。

古龙说：只有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古龙又说：去问问死者吧，他会告诉你很多。

如同我们看过的穿越剧，只要有一个环节改变，历史就会被改写。“我”，一次又一次地希望有人可以改写历史。

“小泥鳅”本来可以成为这个人。他得知日本军方试图刺杀重光葵并嫁祸给中国人，赶去向“斧头帮”二把手郑抱真报告，郑抱真再赶去阻止箭在弦上的“刺宋”行动。

然而“小泥鳅”并没能挡住历史的车轮，而一个失误的列车员，却无意中充当了这个角色。被他提前叫醒的重光葵早早下车，躲开了杀手。

可是，我们看到的，会不会就已经是被改写后的历史呢？

如果不是“小泥鳅”，郑抱真就不会坐上同一列火车。而郑抱真在站台上的鸣枪示警，反倒让“斧头帮”误以为是发起刺杀的信号。

如果郑抱真的枪没有响，“我”是不是反而有脱险的可能呢？

又如果，之前“斧头帮”在庐山“刺蒋”成功，是不是就根本不会再有“刺宋”？而那一次的失败，居然是因为几只空心火腿坏了事。

我们总是说，电影要讲故事。终于，我们看到了一个像样的故事。

战争风云、两国邦交、政治角力，阴谋、暗杀，巧合、意外，以及未解之谜。

重光葵究竟为什么会一反常态独自下车？又为什么临时改穿了灰西服？

“我”为什么偏偏会和宋子文穿同样的白西服，戴同样的白帽子，以至于成为子弹的目标？

这些大人物们，是否提前得知并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这些，真的只是偶然么？

既然所有的必然都是偶然，那么，所有的偶然也都是必然。

人人都想知道，过去的自己何以经历过去，也想知道明天会如何。而无论你如何小心翼翼地尝试，最后呈现的，只会有唯一的结果。

故事可以假设，历史没有假如。

“刺宋”已经过去八十多年，这是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导演韩晶试图缩短这个距离。

而另一种距离，则是你的事实、我的事实和他的事实之间的距离。

事实有很多种：被记忆的、被记录的、被证明的。这些事实拼凑起来，是否就是真相呢？

阿摩司·奥兹说：事实往往对真相产生威胁。因为任何一个人的记忆都难以是完整的、完全可信和可以被证明的。

个人回忆靠不住，但是史书记载就牢靠吗？

于是，电影《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要寻找旁证、佐证，寻找人证、物证，寻找事实的动机和逻辑。

难点在于：事实应该要符合逻辑，可事实往往又超越逻辑。

最后，韩晶导演找到了“我”，故事中的死者，让一个无法开口说话的人来叙述。

这是一种合理的假设：假设我们会在死亡后获知自己死亡的真相。

在“我”缓缓道来的讲述中，一切被“真实再现”——这两个矛盾的词放在一起，形成的语境总是略显尴尬。

但本片破除了这种尴尬，因为它要大大方方地“再现”“真实”。

为此，它索隐细节：死于箱根的佐份利贞男，在旅店的最后一夜曾要“茶水和生鸡蛋”，要求“六点半叫醒，７点修脸”，以便于“10：15返回东京”。正是这些琐碎小节，让自杀现场疑窦丛生。

它抽丝剥茧：“刺宋”和“刺蒋”，背后有着怎样的关联？日本驻华公使的警觉避祸，是否与前任的离奇死亡有渊源？上海滩的帮派势力，如何在各种政治力量中盘旋？

它婉转暗示：开篇就意指妹妹唐瑛和宋子文的爱情将无疾而终，个中缘由到最后自然不言而喻。而片中几次轻叹天命无法挽回，回味时方觉其至深的无奈。

它直抒胸臆：一个无辜生命的消失，只是大时代里的小事件，然而对于他的亲人，却是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

细节的真实和逻辑的力量，结构出这部虚实难辨的电影。而在始终保持的冷静和理性的下方，隐隐流动着引而不发的情绪。

当我们放下纪录片和故事片的概念包袱，打开创作的边界，我们收获的，可能是更加广阔的空间。正如单纯是一种美，繁复是另一种美；传统是一种价值，创新是另一种价值。

像故事片一样肆意畅想，像纪录片一样小心求证。像纪录片一样追根问底，像故事片一样没有答案。

无数故事在等待有心人钩沉。那些被历史遗忘的名字，那些石沉大海的往事，和不可逆转的时间一起，被我们甩在身后。

八十多年前的那次刺杀，以“刺杀宋子文”之名被记入史册。而真正的死者，几乎没有人记得他：唐腴胪。他新婚的妻子为遗腹女起名唐小腴，她继承了父亲的名字。

带着无限的不解和疑问离开人世的唐腴胪，真的能解开自己的死亡之谜吗？

历史的广阔舞台上，还有太多没有被看到的人、没有被看到的细节。我们今天生存的世界，都来自于前人的生命铺陈。所以我们总忍不住地一次次回望。

韩晶导演想说的，也许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故事吧，那更像一个关于未知命运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