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壮大时期

1976年，“文革”结束，社会生活逐渐回到正常的轨道，中国的纪录片事业也开始从其扭曲的生长空间中摆脱极“左”政治的内容和表现方式，以较为正常的方式来追回曾经被压抑的生长空间，其题材表现的范围、思想倾向的多样性和影片的制作及呈现方式都得到了相当的伸展和释放，加之与迅速发展的现代传播媒体的结合，相对于前一时期的纪录片来说，给人以急速生长的感觉。当然这一时期的生长仍然带有上一时期纪录片制作方式的鲜明烙印，即其作品与其说是“纪录片”，不如说是“专题片”来得确切，其思维和表现方式的整体改变还有待时日，但毕竟已曙光初现。

首先，是纪录片题材的范围和主题思想的倾向性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以前如果不是表现党、政、军活动的国家大事或表现革命和战争的题材，或如果不是表现革命及其相关感情，则片子往往很难得到批准，这一时期则得到了较大的改观。一些表现历史文化遗产、地理名胜和艺术家生平成就的人文、艺术类纪录片得以问世，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唐蕃古道》《哈尔滨的夏天》《雕塑家刘焕章》《路》（表现舞蹈家陈爱莲的艺术成就)等等，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另一方面，体现思想领域的开放和探索尺度有所宽容的政论性纪录片也开始一展拳脚，高声纵论，将上一时期的抒情性散文体纪录片发扬光大。比如宣传改革的政论片《迎接挑战》（1986年），系列文献纪录片《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987年），探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之得失的政论片《河殇》（1988年）等，都给人带来一时的兴奋和期盼。

其次，是制作方式的现代化和与电视媒体的结合，使得这一时期的纪录片呈现出一种新气象。新气象之一是系列性大型纪录片迭出，如《丝绸之路》是15集系列，《话说长江》是25集系列，《话说运河》是35集系列。这些大型系列纪录片的诞生，一方面是制作者们的创作思维和艺术技巧全面拓展和提升的结果，如中日合拍的《丝绸之路》突出影片的纪实逼真性和生动性，将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广内涵如实而震撼性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话说长江》则将浩瀚的素材以传统中国叙事艺术的形式“章回体小说”加以统驭，再辅之以创新性的主持人的运用，使得影片丰富的内容得以生动而通俗地体现；此外，这些作品还采用精彩画面摘要提前的编排形式、边拍摄边编边播的播出形式和全程设置制作方与观众交流环节的形式，使中国纪录片的创作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另一方面是电视媒体的发达，使纪录片有了一个从容呈现自身魅力的平台，而纪录片制作和展播紧密与电视媒体结合，则是现代纪录片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特征，它迎合了现代受众的日常文化生活需要，同时也与现代传媒的运行机制相适应，使纪录片不再仅仅是电影的一个种类，而基本上成为电视大家族的一员。下一时期的90年代初，中国传统电影制片厂纷纷并入电视媒体，如1993年中央新闻纪录片厂并入中央电视台，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并入上海电视台，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纪录片制作也移交解放军电视制作中心，等等，便是这一趋势的具体表现。

第三，是纪录片的电视栏目化，这是上述纪录片新气象的另一种相关表现，中国纪录片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电影形式到电视形式到转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纪录片的产量显著增加，每年有近200部（集)，但却没有足够的渠道播映。于是中央电视台相继开设了《祖国各地》《兄弟民族》《神州风采》等短纪录片栏目，以供这些作品播出。尤其是70年代末即已设立的纪实电视栏目《祖国各地》，以固定的时间和规范的长度播出风光类纪录片，不仅培养了观众的收视兴趣和习惯，也给纪录片制作提供了极好的平台。1988年开播的《地方台50分钟》一年后改为《地方台30分钟》，专门播放各地电视台摄制的优秀电视纪录片，起到了一个检阅平台和人才扶持基地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纪录片在中国的发展，各地电视台纷纷设立电视纪录片栏目，如《长城内外》《岭南风云》《浦江新貌》《锦绣八闽》等等，由此逐步形成中央和地方两大纪录片创作群体，并促成了一大批优秀纪录片作品的诞生，如《两个孤儿》获日本纪录片大奖，《半个世纪的乡恋》获国际华语电视周金龙奖，《沙与海》获亚广联大奖，《龙脊》和《回家》获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奖，等等。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纪录片创作呈现出一种蓬勃生长的态势，既将以往被扭曲的一些发展枝条扶顺，也开始让新枝芽在新的天地中茁壮成长。其题材范围和主题范围突破了单调的国家大事和革命激情，广泛涉及历史、文化、民族、宗教、风光和人物等方面，而表现形式则在传统强调主体叙事的模式之外，也开始注重纪实性的记录方式和多种表现元素，如主持人的运用，等等。但毕竟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发展和变革程度与以往相比变化不大，因此纪录片的许多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也都有以往习惯的顽强延续，诸如主题先行，思想表达压倒现实呈现；文学趣味浓郁，往往以想象粉饰现实的粗糙；而最主要的还是纪录片思维模式的“形象化的政论”观念影响深远，使得相当多的纪录片仍然以解说词统帅画面的方式来进行叙事，现实的真实很少得到真正的尊重，从而难以摆脱浓厚的宣传、教育色彩，也不能令观众产生由衷的共鸣。这些问题都有待下一个时期的实践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