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纪录片导演-世界纪录片导演-吉加·维尔托夫

苏联纪录片导演-世界纪录片导演-吉加·维尔托夫

在一个时期里，吉加·维尔托夫（1896-1954年）的名字曾是“宣传片”的写照和标志，因为他确立了新闻纪录片的地位。

1917-1920年，维尔托夫在三年电影编辑工作中将零散的资料（战4、危机、灾难和胜利的片断）有选择地汇集起来，加上字落，编辑成有意义的影片，作为“鼓动列车”送往前线给战士们看，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种新闻片的样式，也随之为人效仿。

翻开电影档案发现，维尔托夫在电影史上的地位不仅与大名鼎鼎的艾森断坦、普多夫金并列，而且他一手创立的“电影眼睛”的纪录片理论和“抓住现实的片段，将其有意义地结合起来”的主张，也对以后的纪录片工作者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1923年，维尔托夫和他的兄弟—摄影师迈克·考夫曼一起鼓吹用不为被摄者觉察的方法拍摄“生活即景”。在20世纪30年代，有声电影出现后，维尔托夫又把“电影眼睛”和“无线电耳朵”结合起来，形成音画对位的蒙太奇。1973年，他拍的《摇篮曲》一片，在苏联受到猛烈批判，至此“电影眼睛”理论最终在苏联销声匿迹。

生于1896年的维尔托夫原名丹尼斯·考夫曼，在家里的三兄弟中排行最长。有意思的是，他们三兄弟在电影史上都各有地位，而且和纪录片都有关系。大弟鲍里斯·考夫曼是享誉极高的摄影师，曾经和不少著名电影大师，如法国的尚·维果、美国的伊力·卡赞合作拍片；二弟迈克·考夫曼曾是哥哥维尔托夫的摄影师，之后独立在苏联和美国两地制作纪录片。

在大学期间，攻读医学和心理学的维尔托夫在音乐、诗和小说写作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富有创新精神，并且深受未来主义的影响。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22岁的维尔托夫来到莫斯科，自愿加入莫斯科电影委员会，担任苏联早期新闻片《每周电影》的剪辑师。《每周电影》的方法是通过对政府新任领导官员的影片报道，并揭发苏维埃的敌人来达到宣扬社会主义的目的。

维尔托夫在1918年6月至1919年12月的一年半间，共剪辑出43部新闻片，这些片子就是在纪录片史上留下足迹的“宣传片”的前身，维尔托夫即是这种曾经影响了我们几代人的影片方式的“祖师爷”。评论家曾评论“莫斯科电影委员会实际上是培养维尔托夫的电影学校”。

能够在电影史上留下位置的维尔托夫不甘心只当一个心灵手巧的剪辑师，或者一个简单的宣传工具，他在大学时积淀下来的艺术创新精神开始发挥作用。通过制作这类新闻片，他发展出“在不知不觉中捕捉生活”的电影理论和剪辑法则，提倡艺术必须基于事实，并强烈反对剧情片的人工效果来影响纪录的真实。

当时供应莫斯科电影委员会的影片素材来自全苏各地，剪辑成片后再分送到前线或工厂、农村。因为内战和外国干预，电影底片奇缺，所以维尔托夫必须尽可能利用每一尺胶片，他试验以一格或两格画面来达成一种诱发潜意识的剪辑等手法。在完成规定的新闻片之后，维尔托夫还编辑了三部长片：《革命周年》（1919年）、《撒里辛之役》（1920年）和《内战历史》（1921年）。

在20世纪20年代，维尔托夫的工作吸引了一群年轻的电影工作者聚集在他的周围，其中包括艾森斯坦，他们组成团体，维尔托夫命名其为“电影眼睛”，并制作了一部叫作《电影眼睛：一场革命》（Kim0ks:4Retoiution,1923年）的片子来表达他们的纪录影片主张。此片的节奏感很强，其中有一组眼睛眨动与事物运动相交替的镜头，非常有动感，以零碎剪辑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又反映出某种社会形态。这形态既是物质形态，也是意识形态。

“电影眼睛”其实是个符号，“眼睛”是观众一个心理窥视的窗口，影片中的“眼睛”让观众看见时间倒流，发掘已发生但不为人知的事，比如由屠宰牛转变为复活牛的过程。“电影眼睛”的作用就是以独特的方式重组影像素材，让观众看到人眼所未必看到的影像，可这种影像又不是虚假的。

维尔托夫和他的团队在制作影片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系列非常激进的理论宣言，攻击传统的、基于罗曼史的剧情电影是“麻风病”，应该淘汰，应该以观察、摄影、剪辑三者综合而成的新方法取而代之。这些宣言经常以“三人协会”的名义发表，这三人即维尔托夫自己、他的妻子斯诺娃和弟弟迈克·考夫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