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书》：已有334万人喝下了这碗”心灵鸡汤“

借着奥斯卡的热度和东风，上映三天《绿皮书》的票房已破亿元（观影人次约334万）。目前，猫眼专业版预估《绿皮书》国内总票房成绩在3.25亿左右。

不论是实绩还是预测，《绿皮书》的走势显然要优于往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在华表现。去年《水形物语》在国内的公映时间比获奖时间晚了近两周，最终票房定格在一亿多。再往回细数，除了《荒野猎人》或因“小李子”终得影帝的梗加持拿到三亿多的票房以及2004年《指环王3》魔幻大制作规格拿下8000多万的票房外，千禧年以降，奥斯卡最佳影片在国内鲜少有大规模公映。

这与好莱坞视效大片年年强势涌入内地市场之间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毕竟奥斯卡最佳影片常是有着强烈美式文化语境背景的美国故事，倾向于剧情片或文艺片属性，有一道文化门槛卡在了这中间。

可以说，《绿皮书》在内地市场的相对“火爆”很难作为一个成功模板供未来引进的奥斯卡佳片去复制。档期的选择、奥斯卡热度、中国资本的介入、宣发策略等等是可见的套路，但最根本且最核心的还在于影片本身通俗、有效的讲述方式和普世的意义。

本质上，它是一个旅途故事

关于《绿皮书》的各种争议漫天。到底是十年来“最佳”还是“最差”奥斯卡最佳影片，各方站在不同的角度会给出天壤之别的评价，这股争议之火一路从国外烧至国内。

但拿钱去贡献票房的大众会如何选择呢？早在去年九月，《绿皮书》拿到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由观众票选的最高奖“人民选择奖”时，便奠定了影片在大众范围内受喜爱、高口碑的基调。

《绿皮书》的故事讲来一点不复杂。上世纪60年代，处于失业期的前夜总会服务生兼保镖托尼·利普接受黑人钢琴家唐·雪利的雇佣，作为司机兼保镖陪伴他到种族歧视严重的美国南方各州顺利进行演出，一路上发生了不少事件。最终，他们如愿以偿地在圣诞夜回到家中。

这是一个典型公路片的模式。两组人因某种理由离家，在路上的时间里相互之间、各自与外部环境之间发生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进而与过往的自我和解、与他人达成理解、寻找到面对人生的方式。

（《人在囧途》）

这种模式对于国内观众来讲也不算陌生。《人在囧途》、《泰囧》、《心花路放》等国产片等依托的均是公路片模式，再结合喜剧、冒险等类型元素而成，它们在国内票房上的成功说明国内观众对公路片的接受度是相当高的，即便《绿皮书》的故事里掺杂了不少关于美国历史的、文化的、阶层的、种族的议题。

其实对于一部剧情片而言，最基础的是它的故事是否立得住，人物形象是否丰满，逻辑、细节是否合理。这些基础有了，才有那些可供解读的历史、社会、文化部分。当不带有文化符号的立场去看《绿皮书》中托尼·利普和唐·雪利这两个人物，你看到的或许是两个无法切实交流的、各有难解问题的陌生人，如何通过一次旅行，在与对方的碰撞间弥合伤痛，完成精神治疗，获得心灵救赎。

而这类公路片有一个它的专称，叫“治愈式”旅途片。

公路上不只有“叛逆”

还有“治愈”“温馨”

苛刻地说，能拿来梳理的公路片历史并不长。它的发展史伴随着美国“婴儿潮”一代的成长史。

随着二战的结束，1946年至1964年间大批美国军人重回家庭，婴儿潮出现。60、70年代是他们的青春叛逆期，他们摇旗呐喊需要上路去寻找自由、反叛的生活方式。相对应的，美国电影里出现了《逍遥骑士》、《邦妮与克莱德》、《五支歌》等批判时代、批判自我的作品。

（《逍遥骑士》）

进入80年代，“婴儿潮”一代步入中年时期，他们放弃生活于反叛的幻象中，开始重视现实的物质生活。美国日益保守的社会价值取向使得大众在遇到无法解决的心灵困境时，选择的不是“反叛”而是“回归与治愈”。

也正是彼时，“治愈式”旅途片开启。比如达斯丁·霍夫曼和汤姆·克鲁斯领衔的经典之作《雨人》以及“硬汉”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执导的高分之作《完美的世界》，讲的是一个小孩与罪犯间的救赎之旅。

（《完美的世界》）

即便先锋如大卫·林奇，也曾拍出过《史崔特先生的故事》，讲的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驾驶着自己的割草机，前往300英里之外的威斯康辛州，与自己的兄弟和解的故事。回归家庭、与他人产生联系，用理解代替隔阂，“治愈式”旅途片是一碗浓郁的心灵鸡汤。

而《绿皮书》的主创团队正是与公路片共成长的一代。不论是导演彼得·法雷里还是编剧群里的尼克·瓦莱隆加、布莱恩·海耶斯·库瑞，均是50、60年代出生的“婴儿潮”一代。

（中间为导演彼得·法雷里）

他们没有选择将这个真实事件中托尼·利普和唐·雪利受到的暴力、冲突、反抗的一面放大，而是将几次冲突化为两个人物进一步相熟且增进感情的催化剂，用轻盈、温暖、略带搞笑的基调完成一场治愈之旅。

比如托尼·利普劝说唐·雪利品尝肯德基的片段。当唐·雪利以优雅的姿态品尝炸鸡的“真香”时刻，享受快餐的乐趣暗含的是有着不同生活饮食习惯的两人交心的开始；而返程暴雪天里，唐·雪利开车送疲劳困乏的托尼·利普回家，身份的差异至此消失，友谊登场。

《绿皮书》，一部生逢其时的电影

公路上的反叛者们为何不再叛逆了？你可以说是老了，也可以说这是美国电影、美国文化最厉害的部分。它将初始的反叛精神融入主流且保守的价值观中，而且一直在不断的更新。女性议题、少数族裔议题、同性恋议题等等，渐渐成为其主流文化价值中的一部分。

从这一角度来看，《绿皮书》完全是“生逢其时”的作品。它并非一个简单的60年代故事，里面充斥着现代人的价值观察视角。比如唐·雪利这个人物的丰富度，是超越以往的黑人形象的。

他从小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是钢琴演奏上的天才。他是那个年代无法透光的同性恋者，是白人眼中倍受歧视的黑人，同时也是与黑人族群隔阂至深的“非黑非白”的存在。他还是一个壮志难酬、想要演奏古典音乐却无法实现理想的艺术家。这样一个复杂的角色内心所承受的煎熬，是当下现代观众才有能力去共情的。

影片最棒的地方还在于，并没有超越当时的历史社会局限，强行为唐·雪利所面临的一切做出所谓的“想象性解决”。当时代不可理喻时，处于那个时代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便已足够。这也是为什么处于大环境下的托尼·利普与唐·雪利之间的互相尊重、互相支撑的友情这么让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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