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的“新纪录运动”

中国纪录片的“新纪录运动”

在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史上，有一个称谓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新纪录运动”。吕新雨认为，新纪录运动作为一个主张被正式提出，大概可以从年在纪录片创作者张元家里的一次聚会开始。据当事人回忆，当时主要讨论纪录片的独立性问题，包括运作的独立和思想的独立，并且希望大家有松散的联系，以相互鼓励，并没有任何宣言或纲要之类。这是历史意义上的追溯。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关键词——独立性。这说明新纪录运动和独立制片有着相当深刻的联系。

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或者是具有特定内涵的称谓被明确提出，吕新雨赋予了新纪录运动全新的阐释。她将园世纪辉代中后期开始，到年代以来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命名为“中国的新纪录运动”。这一运动是在颠覆从趣年到嘉年以来那些大型专题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作为一种反叛力量，其基本精神是纪录片的人文关怀、对社会底层的关注，它采取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很明显，专题片和纪录片的区别是这一运动得以发生和存在的最重要的基础。

从具体作品来看，吴文光感搅年摄制完成的《流浪北京》是新纪录运动的发端之作。这部作品纪录了在北京的五位流浪艺术家的生活。在当时，他们被称作“北漂”，一种对主动从当时体制中脱离出来到北京追求理想的青年人的称呼，吴文光自己也正是从云南到北京的“北漂”。这部作品以与当时流行的专题片迥异的形态出现，令人耳目一新。它大量采用长镜头、跟踪纪实拍摄和同期声拾取的手法，虽然技术粗糙简陋，甚至连作者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就是纪录片，但它还是给后来的纪录片创作者以强烈的影响。

新纪录运动的出现和独立制片有着某种程度上的血脉关联。一方面，新纪录运动是走在与当时体制内盛行的主题先行、解说词主导的专题片相反的道路上，不可能从体制内部获得制作资金的支持：另一方面，新纪录运动和世纪辉代的中国社会现实的风云变幻也有着一种同期呼应的隐喻同构关系。也就是说，在理想破灭之后，有一批纪录片人对中国现实问题开始关注，从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云端回到了日常生活之中，去深入和深刻地揭示现实生活中平凡人们的生活，特别是底层人们的生存状态。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当时单一意识形态的一种挑战，因此，许多人选择了独立制作的道路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一种看似颠覆性的姿态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世纪感炸代的时代气质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深深烙印。在新纪录运动中，康建宁的《阴阳》（年）和段锦川的《八廓南街号》（年）被认为是新纪录运动最成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