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老头》的策划拍摄视角

纪录片《老头》的策划拍摄视角

如果说选择拍退休之后的老头，解决了纪录片“拍什么”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杨天乙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拍”。这对于初涉纪录片创作的杨天乙可以说是一个严峻考验。但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方面，《老头》也同样做得不错，在叙事上它巧妙地采取了两大叙事策略：其一，在视角选择上采用平视；其二，在内容选择上侧重当下。

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采用平等的视角。大家都熟悉苏轼的这句诗“横看成岭侧成峰”，它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视角影响内容，视角不同所看到的内容就会各异。就拿《老头》中所观照的对象——那群退休老头来说，如果我们采用仰视的角度，那观众所看到的人物形象就可能是一个个“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如果我们采用的是俯视的角度，那观众所看到的人物形象就是一群孤老病残、亟待社会救助的弱势群体：如果我们采用的是平视的角度，那观众所看到的就是一群每天都出现在我们身边司空见惯的普通老头。前两种视角在以往的纪录片中可谓屡见不鲜，见怪不怪。值得肯定的是，杨天乙采用的是最后一种——平视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一群跟以前的老头不一样的老头。

作为一位年轻的女孩子，能够“泡”在一群老人中间，已属不易；而能够耐心地听他们倾诉，用镜头关注他们的一言一行，就更是难得；而这种关注能够执著地持续两年半的时光，那就不是平常人所能做到的了。但杨天乙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刚拍摄时，老头们本能地很紧张，有些手足无措，不知在镜头前做什么、说什么。杨天乙为了消除老头们的紧张和顾忌，每天都耗费大量的时间跟他们“泡”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天乙终于凭着一颗真心彻底融入了老头们的群体，他们亲切地叫她“杨子”“杨姑娘”。老头们逐渐习惯了杨天乙和摄像机的存在，甚至将之视为自己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哪一天杨天乙没拿摄像机下楼，他们还会提醒她：今天怎么没拿机器?

纪录片《老头》的策划拍摄视角

正是采用了这种平等的视角，杨天乙在拍摄过程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替老头们的处境奔走疾呼的代言人，她把自己的位置看得很清楚：只是一位普通的纪录者，只是一位对退休老头日常生活的关注者。与那些每天在老头身边匆匆而过的行人一样，杨天乙也在把老头视作我们生活世界中的一道风景，视作我们周围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至于片中为大家所推崇的人文关怀，杨天乙坦言：当初并没有想那么多。这句大实话其实向我们传达了这么一个朴素的道理：在纪录片创作中，真正的人文关怀往往并非强行附加上去的，而是自然显现出来的。比如杨天乙拍《老头》，在平等的视角观照下，自然而然就会融入自己的人文关怀。相形之下，这种自然显现的人文关怀往往比那种强行附加的人文关怀更能激发观众的共鸣。

再看第二个方面：关注当下。曾经有段时间，我国纪录片特别青睐“三老”：老人、老房子、老照片。创作者们一窝蜂地都忙着去挖掘老人、老房子、老照片背后的故事。于是讲述老人坎坷的往事、老房子非同寻常的际遇、老照片折射的悲欢离合，一度成了我国纪录片创作的“主旋律”。在这些纪录片里，当下往往只是引发缅怀的一个由头。当下通常作为纪录片叙事的切入口，在进入到陈年往事的叙述之后便被弃置一旁，以至于在当下的纪录片中居然难以找寻真正的“当下”（即便有一些展现，也多半是当下的边缘人、边缘事）。这样一来，在以纪实见长的纪录片里，我们居然难以看到当前社会每天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去否定这些以“三老”为题材的纪录片，它们自然也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如果我们所有的纪录片都朝着这一个方向发展，那问题恐怕就来了：对当下的疏离势必会造成纪录片现实精神的缺失。因此，我们的纪录片创作在守望过去的同时，更应该观照当下，这其实也是时代赋予纪录片创作者的历史重担。

纪录片《老头》的策划拍摄视角

《老头》在这方面处理得很好，它虽然是一部观照“三老”的作品，但它却将关注的重心放在了当下。尽管这些七老八十的老头每个人都有着丰富的过去，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都深藏着自己的人生故事，但杨天乙不为所动，执拗地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当下。在片中，老头们每天的行动轨迹被鲜活地纪录下来，衣食住行、吃喝拉撒、言谈举止一一进入杨天乙的镜头，构成一幅幅老头们晚年生活的现实图景。因而在观看《老头》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很真切地感受到片中那种不时散发出的直面现实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