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三节草》叙事手法解析

纪录片《三节草》叙事手法简单概括为：个人追述的直接电影

虽然好的选题是一部作品成功的基础,但它并不能保证一定产生出优秀的作品,只有在内容与形式上实现有机统一,才能有可能最终成就一部优秀作品。纪录片《三节草》正是以它在叙事结构和表现手法上的独特风格,才最终从众多的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从美学风格和创作模式上而言,它主要采用了个人追述式的直接电影模式。

纪录片《三节草》叙事手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纪录片在风格和模式上大体经历了画面加解说的格里尔逊模式、刺激并纪录被拍摄对象的真实电影模式、不加干涉地观察纪录的直接电影模式以及5年代后出现的访问谈话式和屡,代后出现的个人追述式。这些风格各异的纪录片创作模式虽然在创作理念和美学特征上各有侧重,但就创作手段而言,却有着彼此借鉴和前后承继的关系。各种创作模式并不是互不交叉、完全割裂开来的,更多的时候它们体现在创作实践中是一种杂糅和相互包容,是一种博采众长基础上的各有千秋和独立创新。正是从这种较为宏观和宽泛的意义上,《三节草》可以看作是个人追述式的直接电影。

直接电影的特点主要是纯粹纪录客观生活,不干涉事件的发展,尽量保持事物发展的原貌及其多义性,重在展现原生态的自然生活流程,让观众运用自己的思考独立做出判断。《三节草》通篇不用一句解说词,一切均以实拍实录的影像和声音为基本元素来表现,从而最大限度地再现了生活的原生态。片中大量的长镜头跟拍和同期声使用充分体现了当时纪录片创作中纪实主义理念。每个镜头相对完整,许多画面都是人物自然出镜入镜,完全不同于电影蒙太奇的剪辑手法和表现手段。对自然环境和宏观背景的交代多用固定机位的摇镜头展现大全景和远景在表现事件事态发展时又多用跟拍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

纪录片《三节草》叙事手法

《三节草》在前期拍摄和后期编辑过程中都尽量依靠生活本身的戏剧冲突来推动故事向前发展,避免人为干涉。在拍摄过程中,拍摄组一行人在肖淑明家住了两个多月,他们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参与观察,最终使拍摄对象消除了对创作者和摄像机的陌生与恐惧感,能够在镜头面前真实从容地展现他们本来的生活状态。如拉珠回家那一段,肖淑明就是自己闯进镜头的,之前并没有预设与导演,显得真实与自然。后期编辑中,为了减少编导的主观倾向,编导梁碧波索性把对肖淑明的采访一并省去,让全片的叙事完全以肖淑明个人的回忆与追述为立足点,显得非常大胆而特别。

当然,《三节草》在用影像对物质现实进行客观复原的过程中,并不是对生活流程的自然主义纪录,而是通过创作主体的适当介入来促成对真实性的最深挖掘,这一点体现在作品对个人追述式的叙事模式的运用之中。个人追述式纪录片是圈世纪年代以来在美国出现的纪录片样式,它使评述者的议论混杂在访问会见之中直截了当地表达创作者的观念。在我国的纪录片创作中,个人追述式已经兼容了访问谈话式的许多特征,可以有记者、主持人出现,可以向当事人采访,可以转场过渡等。西方的个人追述式更强调要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和认知,我国目前则仍偏重于纪实主义的传统,尽量避免创作者的主观介入。

纪录片《三节草》叙事手法

《三节草》全片以两条并行而又相互交织的叙事线索为结构,一边通过肖淑明自己直面镜头的讲述来追忆其早年离奇的生活经历与人生感悟,一边则通过纪实的动态镜头充分展现肖淑明在阔别故土缴年后努力要将外孙女拉珠送回成都工作的全过程。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肖淑明绘声绘色的自述,要再现她那传奇般的过去是多么的困难,即便是借助字幕和解说,全片在叙事的生动性和真实性上也无疑要大打折扣。此外,主人公或事件的参与者直接面向镜头说话,可以使观众通过他们的语气、神态和肢体动作更深入细致地洞察其内心世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事件发生的背景,从而有助于作品人物性格的展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自述拉近了作品主人公与观众的距离,使观众有一种置身其中的参与感,具有巨大的人际传播魅力。另外,《三节草》中编导把肖淑明的自述分成多个部分,巧妙地分散到影像纪录的不同的现实生活片断中去,也体现了一种主观的叙事视角和创作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