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收租院》：影像纪录的历史与艺术

《收租院》：影像纪录的历史与艺术

1965年初，在四川省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们用泥巴塑造了一组新中国成立前农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这组以刘文彩为原型、名为《收租院》的泥塑大大小小共114个，一个个雕像栩栩如生，无言地诉说着刘文彩当年的种种恶行——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草营人命、喝人血、吃人奶……不久，部分复制的泥塑在北京中国美术院展出，引起新闻界的关注。在全国人民“学习大寨精神，做大寨社员”、“牢记过去苦，不忘今日甜”、“从前当奴隶，今天做主人”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央电视台以此题材为蓝本，赴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拍摄了纪录片《收租院》，并获得很大的成功。

《收租院》以浓厚的感情和文学色彩把泥塑作品与史料和当事人的讲述结合起来，产生了深刻、生动的艺术效果。《收租院》作为纪录片的影响大大超出了雕塑作品本身，同时“文学型”纪录片的形成和运用以文学性见长的散文体也是从纪录片《收租院》开始的。

《收租院》所产生的背景具有极其浓重的时代烙印，与其说它是一部纪录片，毋宁说更像一部阶级教育片。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即将开始新生活的中国人民依然沉浸在“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愁”的浓郁的阶级斗争的气氛中。无论是泥塑《收租院》还是以此创作的纪录片都与当时的现实斗争密不可分。在这部片子中，无论是画面表现还是解说词乃至或悲戚、或激愤的音乐表现，都充裕着浓重的时代所特有的气息：“斗啊，斗，你在刘文彩的手，你是地主的嘴，你是豺狼的口，你喝尽了我们穷人的血，你刮尽了我们穷人的肉……”这是《收租院》中较为经典的台词，片子上映后，解说词被选入当时的小学语文课本。

在陈履生所著《新中国美术图史》中，关于泥塑《收租院》有如下评价：““文革’开始后，《收租院》（泥塑)面临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各种选择，这时人们已经不关注它的艺术主体，而是注重它的样板功能：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只要能够真正同工农兵相结合，就一定能够冲破资产阶级‘权威’的束缚，把资产阶级的所谓‘艺术高峰’踩在脚下，创立无产阶级文化艺术的高峰；就一定能够夺取和占领包括雕塑艺术在内的一切文艺阵地，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新文艺。这就是《收租院》在当时所具有的启示性的意义。”这样的评价一样可以作为对纪录片《收租院》在那个时代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的诠释。

纪录片《收租院》不仅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工具性作品，更是中国雕塑水平的成果展示。1964年，四川省文化局和温江地委宣传部正式决定创作《收租院》大型泥塑群雕，“当时做这组雕塑的目的是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从1965年6月开始，由陈列馆美工人员、四川美术学院师生和部分民间艺人组成的创作小组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创作工作，于当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展出。群像由114个真人大小的泥像组成，分七段26组，分别表现了送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等情节，深刻地揭露了地主对农民的血腥压榨，表现了农民的反抗精神。“收租院”群像问世后，在国内引起巨大轰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观者如潮，场面十分火爆，《收租院》群雕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1965年11月18日，当时的中共成都市委机关报《成都晚报》第四版以“战斗的创作愤怒的控诉”为题，对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部分雕塑进行介绍时，配发了一篇新闻评论性文章《革命的雕塑艺术》，文中对群像的政治意义和艺术性给予了高度评价，文章这样评价道：“整个作品具有民间传统泥塑的风格，情景逼真，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在思想内容上符合广大工农群众的要求，在形式上易于为他们所接受。全国许多美术工作者参观后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雕塑艺术的新创造，是雕塑艺术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