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开山之作：《英雄的信阳人民》

《英雄的信阳人民》

导演：孔令铎  庞一农

时间：1958年

片长：20多分钟

这部纪录片在今天看来虽制作粗糙，但却意义深远：它宣布了中国电视纪录片近二十年新闻纪录时代的来临，同时，其对“人民”生活状况的关注也具有了时代性的象征意味。

1958年6月1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播放了中国第一部电视纪录片《英雄的信阳人民》，主要内容是河南信阳人民抗灾夺丰收的感人事迹，通常这部片子被称为我国电视纪录片的源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第一部电视纪录片应该是创作于1958年10月1日的无声电视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九周年》。无论哪种观点，我国电视纪录片产生于1958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北京电视台在建台初期，创作了许多电视纪录片。可以称做第一批电视纪录片的代表作品包括：《当人民熟睡的时候》、《长江行》、《美丽的珠江三角洲》、《美丽的橄榄坝》、《欢乐的新疆》、《大庆铁人》、《春到侗乡》、《芦笛岩》、《厦门风光》、《苏州园林》、《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保卫越南北方》、《收租院》等，其中很多堪称中国电视纪录片的经典之作。前面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九周年》可以称为是我国第一部记录重大庆典活动的电视纪录片。1961年摄制的《当人们熟睡的时候》是中国电视第一次运用同时、多点、广泛采写表现同一主题的作品。该片对印报工人、托儿所阿姨、马路清洁工等十几种夜班人员从午夜到凌晨的辛勤劳动，都有生动的展现。1963年摄制播出的《长江行》，是我国第一部介绍长江沿岸风貌的纪录片。该片以一般客轮作导游，内容上讲求点面结合，结构不拘一格、疏密有致，内容充实，具有轻松流畅、真实自然的效果。1964年摄制播出的《欢乐的新疆》则是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视纪录片。该片内容丰富，涉猎广泛，基调欢快明朗，形象地展现了天山南北的辽阔疆域、美丽山川、丰富物产，以及各族人民团结和睦建设新生活的动人景象。1965年摄制播出的反映桂林溶洞景观的《芦笛岩》则是我国第一部风光题材的纪录片。在当时观光旅游节目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节目的播出让广大观众耳目一新，备受称赞。

《英雄的信阳人民》主创人员为时任北京电视台记者孔令铎、庞一农。据孔令锋回忆：“我和庞一农到河南采访，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报道农村的新气象、新面貌，正遇上七月罕见的炎热天气，穿着背心、短裤还是汗流浃背。面对一望无垠、丰收在望的庄称，特别是看到信阳人民朝气蓬蓬的精神面貌和农业的兴旺景象，我们也不顾疲劳，骑着借来的自行车，由乡干部带着从东村跑到西村，开始了拍摄工作。在拍摄过程中，寻找一个制高点拍一个全景非常困难，后来费了很大劲儿借来两个高梯，把它们立起来，才勉强解决了高角度拍摄问题。”据本片创作人员回忆，当时制作纪录片还不能把音乐、效果和解说词直接转录在16毫米胶片上。播出的时候，是一边通过放映机把无声影片的图像投放在白色的墙壁上，一边用安格拉录音机把混好的录音与影片同时播出。由于技术局限，《英雄的信阳人民》的制作显然还很粗糙，但作为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标志，它的意义或许已经超出了内容本身，片中所记录的信阳人民“战天斗地”的火热劳动场面，成为那个时代农村建设和农村面貌的窗口，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如此珍贵的镜头已经成为反映新中国建设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英雄的信阳人民》作为一部新闻题材的纪录片，主要记录了信阳人民抗旱夺丰收的感人故事。当时，新闻纪录片受政论化政策的指引，多数具有那个时代鲜明的教化色彩。从纪录片创作内容中不难看到，当时的报道主要以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各条战线的先进典型为主要内容，以颂扬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宣传的主要基调，作品选题范围狭窄，宣传意味浓烈，画面表现单一。“文革”时期，甚至连镜头如何用都有明确的规定，比如在拍摄领油形象（包括领袖挂像）时，只能由远及近，不能由近拉远，理由是“领袖不能离人民越来越远”。尽管如此，在今天看来，这些纪录片确实给后人留下了很多极为宝费的历史影像资料。《周恩来访问亚非14国》、《欢乐的新疆）、《三口大锅闹革命》、《大庆在阔步前进》等都是这类纪录片的代表。在中国纪录片的最初创作中，反映新中国建设和发展这一类主题的纪录片在纪录片创作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后来被称为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望长城》也属于这样的选题，尽管在视角上已经很平民化了。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新纪录片运动”开始，才开始延续历史纪录片之路，而“人类学”纪录片的开始，还要归结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纪录片的发展中。

需要肯定的是，从《英雄的信阳人民》开始，中国的纪录片就以它超出人们想象的势头发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记录对象：从“人民”到“百姓”1958年孔令铎、庞一农到河南采访，报道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新气象、新风貌，采访适逢炎热的夏季，记者们克服重重困难，拍摄了信阳人民大战酷暑的劳动场面。在《英雄的信阳人民》中有一个值得记住的名词，就是“人民”。影片将镜头对准具有那个时代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的“信阳人民”，将“人民”作为一个特殊的被关注对象，而具有了时代性的象征意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人民”一词在记录语言中也进行着更迭和置换。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民”被置换为“民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尤其是记录理念向“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转变之后，这一概念又进一步被置换为“百姓”。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是1993年，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开播，播出了以《德兴坊》、《茅岩河船夫》、《远去的村庄》、《毛毛告状》为代表的一系列优秀作品；同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开播，将原来的《生活空间》由服务节目的模式改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小型纪录片模式，并创电视纪录片每日定期播出的先河。《生活空间》用真诚和真实的态度关注百姓，“真实是一种力量，当这种力量与真诚而平民化的态度、与人文关怀的精神相结合时，它就能深入人心，就能不断引起共鸣，产生震撼，就能接近生命意义中最深层的东西。”《纪录片编辑室》的开播和《生活空间》的转型使中国纪录片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百姓舞台”，它们的成功充分说明：百姓是电视媒体不可忽视的对象，百姓的生活状态是社会变迁的缩影，这才是纪录片乃至电视应当关注的主要对象。至此，在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伊始的被关注对象“人民”，已经完全走下了“神坛”，而与生活中的百姓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