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流浪地球》郭帆：除了“土法特效”和人海战术，他还靠什么追逐好莱坞？

这场持续四年的长跑，对于郭帆和他的“小破球”来说，起点刚刚被更新。

在《流浪地球》上映的一周前，记者在郭帆导演工作室见到他，见面后郭帆说了第一句话：“我今天上午，吃了48小时的第一顿饭，干这行，特别适合减肥。”

忍饥挨饿，长时间赛跑，干掉问题，这是郭帆和《流浪地球》从2015年至今的状态。

看阶段性冲刺的结果，《流浪地球》跑赢了。春节档第三天，流浪地球票房已突破7亿，在两天之内一路冲到日票房第一位，领跑2019年春节档。

但人总对饿肚子有着深厚的记忆，在饿肚子的状态里如何绷住了，是一门挨过饿、跑赢了，才能思考的问题。

赛跑，需要先有一条跑道，对于郭帆来说，这条路叫工业化。

跑在前面的选手是好莱坞。2014年底，郭帆和宁浩、路阳、陈思诚、肖央几位导演被电影总局去安排到派拉蒙观察学习，目的就是让创作者们看一看中国电影和美国电影工业的差距。

当时没有一个人天天把工业化这几个字挂在嘴边，但每一个导演都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回来之后就开始做这个，因为差距实在太大，跟他们比我们都是手工作坊，我们蹬着自行车，人家法拉利已经开出去了。所以大家回来之后，都去做和电影工业化有关的事情。十年时间，好莱坞很快就能学会如何拍中国观众喜欢的电影，所以我们在这十年里，一定要想办法至少赶上好莱坞中上游的水平，才有可能与他们同台竞技。”

《流浪地球》是他的实践，他为自己划下了一个标准线。对比好莱坞，一个新IP新项目从无到有，需要两年半到三年的实践。得益于好莱坞完整的工业流程，电影项目的时间节点，从开机筹备到杀青都十分精确，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在以年为单位的流水线上批量产出。

“正常来讲两年半到三年，漫威电影的周期大概都是这样。如果拍续集，时间会缩短，基本一年半到两年可以做一部。而《流浪地球》是从零开始，所以做了四年时间。”

在当时，想起跑就很难。在郭帆试图起跑之时，《三体》电影版刚刚难产，整个行业对科幻电影的抵制情绪很强。除了投资和技术方面的各类硬问题，还有人直接表示“中国民族就没有科幻想象力。”

这等于还没起跑就先被罚下场，郭帆当时就非常不同意这一点：“一个能写出西游记的民族，怎么可能没有想象力？”在后来的采访中，他再一次重复了这个观点，不是缺乏想象力，而是“想象中那种写实的，能够让观众绝不怀疑这个世界的技术，我们暂时是做不到。”

我们落后别人多少步？郭帆回答：特效基本上能赶上韩国，但距离好莱坞还有一定距离。科幻片离《阿凡达》的差距将近10年，跟《星际穿越》的差距会更大。

不过，在跑过半程后，郭帆开始重新定义自己和《流浪地球》作为科幻片里的位置。

他的定义跳出了传统的中国叙事：注重元年，看重第一名。《流浪地球》在狂轰滥炸的宣传下，已经和“中国科幻元年”“第一部作品”牢牢绑定，在别人看来，“小破球”和郭帆，就是“科幻”班里最优秀的学生。

但郭帆自己已经不大赞同这个说法，就像他的跑道划定的界限一样：“我们应该每年都有若干部科幻片，一部又一部地出现，过了很多年后，我们往回看，原来是从这个点开始的，那时候，这一年才能被称为‘元年’”。

他在试图带着所有人一起跑。

在《流浪地球》之前，有太多的人在讨论，中国科幻片缺什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一部真正高水准的国产科幻大片出现。

但从《流浪地球》的制作过程来说，可以说是什么都缺。

《流浪地球》的故事几乎是像一次接力赛：北京文化宋歌用了不到十分钟，就决定力挺。开始做后期，预算再次告急，北京文化追加预算成本，2018年5月，《流浪地球》主要出品方之一万达影视撤资，吴京带资进组零片酬出演……

在《流浪地球制作手记》中，他们详细记述了流浪地球的编年史：从剧本对于人物的重视，到苏联工工业风的美学风格，他们花了四十来页详细记录影片的“世界观概述”、场景、人物、道具、自然现象、特殊名词，为了这个世界观的编写，他们花了八个月。

所有实现的背后，都是靠剧组成员的努力：预算不充足，分秒必争的时间，英雄拯救世界的文化无法共鸣，懂技术的制片管理找不到人。这四个在开头就被郭帆和中影进行沟通的四个大问题，只能靠人一个一个往上扑。参与《流浪地球》的人员从最初的六七百人，到最后发展成为7000人。

预算不充足，追加；时间不够，剧组成员不睡觉；制片管理找不到人，只能依仗信任和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文化共鸣，他们选择了“中国人靠集体主义化解世界观念”的大方向。制片管理找不到人，那就只能靠“土法特效”和人海战术。

在这漫长的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战斗中，郭帆偶尔会陷入一点关于“我是谁，我在干什么”的迷惑思考，但这种思考的间隙是短暂的。

“三年每天都只睡三四个小时。自己独处的时候最困难，闭眼一脑门子官司，睁眼醒了又有一堆事儿等着。”

在开始拍《流浪地球》之前，郭帆是个非常工业化的导演，他的努力方向很明确。但在《流浪地球》进入到最终的冲刺阶段后，他开始敏锐地发现，好莱坞工业化的体系，并不是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原样搬回国内，而这些无法复制的文化细节，很可能是令一个项目直接夭折的深层原因。

他认为工业化需要明确理念，标准化，量化，拆分成一个个项目组，才能提高效率，这是最底层的逻辑。最开始拆分的是剧本，《流浪地球》有八个编剧，大家通过编剧软件分工协作，统计出每个角色对白量，场景使用次数，观察每个人物的戏份曲线。

“如果发现第一男主角台词比第二男主角还要少，那肯定就出问题了，我们的编剧软件可以分析情节点是否充分，人物的比重过高还是过低，帮助编剧们达到三幕七个情节点的基本要求。”

他们最终完成了一个数据库式的剧本，分类，拆分，进而对接道具、摄影。美术，每个角色需要什么，都建立在数据库式丰富而立体的剧本层面上。

但数据库不是万能钥匙，郭帆表示，科幻片的建置和人物每场戏的戏剧冲突是最大的难题。没有黄金比例，没有标准模型。“前期建置戏剧冲突不够，一开始的视觉奇观，又会盖住戏剧本身的张力，所有我们很难把控比例的大小。”

关乎情感的细微之处最难测量。郭帆在好莱坞观察到了契约型社会体制下，工业化的管理模式流程设计的推进模式，但那些在国内无法复制。“我们是个人情社会，在管理的过程中，太尖锐就会受到抵制，必须在推动的过程中付出更多的柔性、人性化的东西，才可能动员起所有人。”

人性化是电影里不可或缺的部分，在镜头内如此，在镜头外亦如是。拍摄国产影片，你需要一些情感上的“软件”，来弥补真正硬件的不足。同时，工业化高效率的手段是一种辅助，而非直接帮你抵达终点。真正的金子，在挖掘到最后，才能找到。

郭帆体会到，这是一个漫长的醒悟过程。“就像回家的母题一样，拍片子，拍到最后才发觉，看上去我们是往外跑，其实我们都是往家回。”

“你回家的方向好像是在前方，其实应该在身后。直到那时候，你才能找到那句对你最重要的话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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